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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风东渐的挑战与佛教的回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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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觉半月刊》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由当时的中国佛教会厦门分会主办的一份佛教学术刊物。
该刊基本上是秉承和弘扬以太虚法师为代表的近代佛教革新派的精神主旨，比较关注当时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并做出积极的响应。
在1937年5月20日的第二卷第十期，集中刊登了多篇响应基督宗教的文章，几乎成为从佛法的角度展开与基督宗教对话的专号，这是近代中国佛教学术期刊中相当罕有的现象。
近代中国的百年，既是传统中国佛教文化从衰落走向复兴的转折时期，也是西方基督宗教文化向中国大肆传播的高峰时期。
作为东西方两种最有影响力的宗教文化，佛教与基督教在中国相遇，并谋求和扩大各自的生存空间，很自然地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冲撞。
这种冲撞，不仅反映了中西文化的冲突，也反映了佛教和基督宗教适应近代中国特殊环境、进行自我认同和立异趋新的历史自觉。
对于力图从衰退中走向复兴的中国佛教来说，面对声势浩大的西方基督宗教的东渐，不能不对来自基督宗教的种种挑战做出响应。
这些响应，体现了中国佛教如何契理契机地维护自身的独立形象、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可贵探索。
自20世纪20年代起，随着“非基（督宗教）”
运动和佛教复兴运动的兴起，一些原先信奉基督宗教的人士改信了佛教，近代基督宗教与佛教之间的冲撞与对话较以前明显激烈起来。
20年代初，一些比较激进的基督宗教人物，如王治心，甚至提出了“不研究佛学，不足以传道”
的口号，激起了一批基督宗教徒知识分子从基督宗教的立场探讨佛学。
[2]而由基督宗教徒改信佛教的著名人士张纯一，更大肆宣扬“佛化基督教”
的主张，引起当时佛教和基督宗教两界人士的激烈论争。
[3]由此，近代中国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的论辩开始逐渐活跃起来。
到了30年代，耶佛两界知识分子之间的论辩更加激烈。
历来对近代中国宗教文化研究，极少注意到佛教与基督宗教之间所发生的实质性的冲撞。
对近现代中国的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遇与互动的研究，无论在海内外，都是相当稀少和初步。
例如在英语界方面，古爱华（WinfriedGlüer）的论文比较集中在来华的西教士而较少讨论中国人之间的讨论。
[4]黎惠伦（WhalenLai）虽然撰写了两篇论文论在中国的耶佛对话，并且也比古爱华更多地引用出自国人的资料，但他仍认为，中国的耶佛对话是微不足道的，其重要性根本无法与在日本的耶佛对话相比。
[5]这些研究，可能受到所能找到的历史文献的限制，难以做出比较全面的探讨，而往往集中对西方教士或一些比较著名的全国性的人物（如太虚法师）的研究。
[6]容易忽略了一些比较难找到的，1949年以前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佛教期刊，尤其是一些较为基层性或地区性的讨论，因此而倾向于低估了近代中国的耶佛对话的重要性和深广度。
在汉语界方面，近年来有学者注意关于佛教与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相遇的研究，但讨论仍是相当初步，有待进一步的深化。
[7]
《人间觉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的这些文章，基本上都是站在佛教的立场，响应自20年代以来尤其是30年代中期，比较流行的几种关于佛教与基督宗教思想比较的论著，对于了解佛教与基督宗教在近代中国的相互关系提供了重要的素材。
以下对《人间觉半月刊》的讨论的研究，相信会有助了解20世纪上半期尤其是30年代，佛教与基督宗教的相互冲撞与对话，尤其是中国佛教对来自基督宗教的挑战的响应。
《人间觉半月刊》对来自基督宗教之挑战的响应，可分成四方面：一是对于来自基督宗教方面的攻击和贬低进行反驳；二是对于基督宗教徒对佛教的误解进行辨正；三是从佛法的立场对基督宗教的某些教义进行批评；四是积极肯定基督宗教的正面价值，尤其是社会服务等精神。
以下将依此四方面来交代《人间觉半月刊》中对基督宗教的回应。
（一）反驳来自基督宗教的批评
当时，基督宗教对佛教的攻击和贬低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攻击佛教引人走向寂灭消极；二是贬低佛陀说法的独创性，认为释迦牟尼在东方传教是受上帝的差遣，上帝是万佛中之大佛，从而抑佛扬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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