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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然相信上帝，却反抗教条，于是我离开了神学和教会。”
[18]他甚至反省基督教在华教育的偏弊。
特别是圣约翰大学完全重视英文教育而轻视中文教育，使他在“后来的基督教信仰上，造成了很大的反动”
。
[19]而这都促使他开始“灵性的大旅行”
。
由于自幼受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和道家道教文化的影响，林语堂觉得“对于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是一种很自然的期望”
，[20]可是，当进入圣约翰大学以后，林语堂发现，圣约翰大学固然将受教育者“培养成为一个基督徒，就等于成为一个进步的、有西方心感的、对新学表示赞同的人。
总之，它意味着接受西方，对西方的显微镜及西方的外科手术尤其赞赏”
，但是它也意味着“在理智上和审美上与那个满足而光荣的异教社会（中国社会）断绝关系”
。
更深层次地说，他感觉到“我们不只要和中国的哲学绝缘，同时也要和中国的民间传说绝缘。
不懂中国哲学，中国人是可以忍受的，但不懂妖精鬼怪及中国的民间故事却显然是可笑的”
。
[21]中国妖精鬼怪和民间故事中充满了道家道教的内容与形式，因此，此时虽然还不能完全说林语堂因笃信道家道教文化而批评基督教教育传教的偏弊，至少说明他对中国民间流传的道家道教文化是不愿割舍的。
另外，林语堂对圣约翰大学的神学教育也极为不满。
从根本上讲，林语堂是不喜欢神学或哲学的。
神学或神哲学都带有教会或经院学派的独断。
他甚至提到“有一位教授想用如果这里有A及B，则二者之间必有一条联系线C，来说服我相信圣灵在神学上的必要。
这种经院派的傲慢和精神的独断，伤害我的良心。
这些教条产自迂腐的心，处理灵性的事情像处理物质的事情一样，而甚至把上帝的公正相提并论。
那些神学家这么自信，他们想他们的结论会被接受成为最后的，盖上了印装入箱子保留至永恒。
我当然反抗。
这些教条中有许多是不相关的，且掩盖了基督的真理”
。
他也因此“失去对信仰的确信，但仍固执地抓住对上帝父的信仰”
。
[22]他从圣约翰毕业到清华大学任教时因此仍然主领主日学班。
但是，北京当时是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发动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在新文化运动和科学化运动及爱国浪潮的冲击下，林语堂对上帝之父的信仰开始发生了动摇，最后在深谙中西文化、激烈批评基督教的辜鸿铭思想的影响下，“回到了中国的思想主流”
，[23]这也意味着他自动离弃了基督教。
很显然，林语堂在清华大学任教时期开始离弃基督教信仰，固然有基督教会教育对中国文化的隔离和经院神学独断等原因，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政治和文化主潮流的影响与驱使。
这使他真正实现了他早年期盼的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中国人来说，加入本国思想的传统主流，不做被剥夺国籍的中国人”
的愿望。
而他所谓“回到了中国的思想主流”
到底是指什么？这可以从他离开基督教信仰之后的表现得到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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