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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把工具文明当作器官生成的完善，自然就必定希望工业主义能无限制地发展。
工业主义带来的一切对生活的损害，比如女工、童工、家庭的解体趋势，大城市的形成以及因居住条件带来的有害健康的后果，因技艺过程产生的毒气而造成的对整个（工作）职业生命力的结构性破坏，人在机器使用活动中的专门化（直至变成一颗齿轮），联姻甚至生育机缘同财富和金钱（与生命力质量不相关）的联系日益紧密，民族统一的解体，都将或多或少被视为“暂时的损害”
——工业主义再一次更大的高涨，就会消除这种损害。
斯宾塞为带来严峻而惊人的不良后果的工业主义辩护的方法，就是一例。
如果可以消除这一根本错误，情形就完全不同！
那时，工业主义的每一次推进不是没有条件限制的，这种推进只当在并非长久地损害生命价值的条件下，才有充分的价值。
那时，比如人们就会说：维护种族的和种族中群体的健康，维护其充沛的活力和富有生命力价值的“高贵”
品质及力量，相对于他们的有效益贡献而言，本身便是一种自身价值，即使工业的发展速度会因而受到影响，这值得首先加以考虑。
民族和家庭的统一需要维护和支持，哪怕这已被证实会减慢工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速度。
当不按为生产日用品和享用品的贡献大小，而首先依历史政治的意义（为建设和维持在民族中富有生命价值的统治关系而具有的意义）的大小来分配财富和荣誉时，民族解体后形成的集团应该获得一种优待。
同工业和商业相比，农业是一种自身价值更为丰富的活动；由于农业给人带来一种更健康、同等利用一切力量的生活方式，所以值得继续发展和促进农业；又由于农业能使国家在不依赖外国的条件下保持统一，即使工业化过程中的进步纯粹以经济观点看确实更具价值，也依然应当维护农业。
保存动物种类、植物种类、森林、风景胜地，使之免遭工业主义之害，不受其摧残，同样重要。
从器官与工具的关系（作为整体）的评价转换来看，现代文明的精神并不如斯宾塞认为的那样，在体现一种“进步”
，反而在体现人类发展的一种衰微。
这种精神体现的是弱者对强者、机智者对高贵者、巨大数量对质量的支配！
这种精神意味着人身上起主导作用、对抗自身自然欲求之无序的核心力量在减弱，意味着忘记了目的高于单纯手段的施展——就此而言，这种精神显明自己恰是一种没落现象。
的确是没落！
[1]这项研究的本来目的在于一般地编织现代“市民”
道德的谱系，而且纯粹历史地认识该道德形成的最终推动力。
桑巴特在《资产者》一书中论述的这一论题能证实和支持我的提法和分析，实出我的意料之外，令我高兴。
但他在涉及这一论题时说：“怨恨是”
在某人写的《家书》中，具体说是在佛罗伦萨毛纺织工阿尔贝蒂那里，“形成基本特点的”
；他在那本《家书》中最先（比富兰克林和笛福等人早）发现，现代市民思想和市民的道德精神已有鲜明而典型的特征。
我不妨原文照录：
我相信，怨恨在资本主义精神形成史上起过作用；当产生于艰辛的小市民生活规则把自己抬高为普遍的、有价值的生活准则时，在把“市民的”
品德抬高为人之高尚品德的学说时，我看到了怨恨的作用。
处于市民生活地位的人，当然，尤其是被贬的、盯着当权者及其活力眼馋的贵族，便把这种活力称为缺德，宣扬应该抛弃贵族式生活（其实他们心底里真喜爱并追求这种生活方式，只不过由于外在或内在的原因而被排除在外，享受不到罢了）。
阿尔贝蒂《家书》中的基本特点是怨恨。
我先前已指出过好些处流露出简直可笑而且幼稚的对“主子”
的恨，因为他被逐出了“主子”
圈。
这样的地方很容易再举出若干。
在反对老爷式事物、老爷式狩猎亭受，反对要人服侍的习俗的老生常谈结束时，总加上几句法利赛式的赞颂：赞颂自己可爱的“市民性”
（Bürgerlichkeit）。
当然，商人利益、哲学读后感、忏悔神父的宽慰等等，都在影响生命观。
阿尔贝蒂的话题只要一转到“主子”
身上，他就会破口大骂；这表明，他必定同他们打过交道——而且结果糟透了；但是，他的叫骂也说明，使他获得他的优良市民世界观的强大推动力或许就是怨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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