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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这么几个世纪后，这种怨恨依旧是市民道德的最坚实的支柱。
一个品行优良的“市民”
，在今天还是最喜爱用这么一句话来自我宽慰：“葡萄是酸的。”
“市民的”
伦理纯粹由于迫不得已才栖身于行会，行会也乐意“化不利为有利”
。
一旦行会某时某处获得声望和影响，以至终能在一个社会群内“定调子”
，那么，行会的感受方法会得到公认和受到赞赏，就势在必然了。
行会精神将成为普遍的精神。
这一过程在佛罗伦萨发生了，而且特别明显；正因为如此，当15世纪就已在形式上浸透了市民性时，其他城市（威尼斯等）还长时期保有自己的老爷式特征。
桑巴特：《资产者》（慕尼黑、莱比锡，1913），第439—440页。
在桑巴特对现代市民道德的中肯论述中（尤请参见第二卷第二、第三章），我们的如下论题在最为广泛的形式上也得到证实：基督教德行和道德观正慢慢地、悄然而且面目全非地变为生意人的品性和行为单位的价值观，这在确认值得尊崇的古人人名和基督教的**时显然已经受注意！
（Wedekind关于“罪孽”
的论述对现代的虚假价值观确实字字不错：“‘罪孽’将是坏行当的一个神话学式的称呼。”
）
[2]谈到卡图（M.P.Cato）这位老“资产者”
（在桑巴特的意义上）和怨恨之人（并非单一意义上）时，Leo已经断言，卡图的道德观最先是从古罗马贵族感的等级中来的，而他原先并不属于古罗马贵族。
请参见他的《农事书》。
参见F.Leo：《罗马文学史》。
[3]赫尔巴特（Herbart）认为，道德责难和道德赞美“同样尖锐地”
关涉严格规定的意愿行动，所以，在道德价值和审美价值之间没有任何本质区别。
我们完全不敢苟同这一见解。
我们的看法是：道德价值只在于“自由的”
行动。
但这一命题并不涉及下述情形：一个从其内在本质看是“自由的”
行为（亦即它虽然遵循自身的法度，却并不由动机法则决定）也必由个体自身践行，个体完成该行动，然后才谈得上具有一种道德价值与否。
采取某一“自由行为”
的动因也可以不在个体身上，而在传统、遗俗中。
参见拙著《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二部分。
[4]参见拙著《战争天才与德意志战争》（1915）。
[5]相应地，经济的组织形式和劳动形式，只在政治权力关系允许的活动范围内变化；它们的变化遵循自身的因果关系，不可“从经济上”
来理解。
[6]在无天赋灵魂的概念中，赫尔巴特极度拔高这一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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