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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德国天主教科学和慕尼黑—格拉得巴赫运动（Muen—GladbacherBewegung）迄今为止根本就未能超越这种基督教社会主义。
特别是格拉得巴赫路线，在我看来只是一场天主教运动，它在社会观念和社会原则上同社会民主党的修正主义者和多数派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只是这种分别并非一蹴而就；这条路线不是基督教—天主教的社会主义路线，也就是说，这条路线并没有根据基督教—天主教精神创立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和行动纲领。
我之所以否定上述四种基本立场，是因为我想提出一种自己的基本立场，在下文讨论当中我将称之为先知的基督教社会主义。
那么，这种先知社会主义的本质是什么？它和上述四种社会主义有何不同？
首先要问什么是“先知”
和谁是“先知”
？和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乌托邦道德主义者不同，先知并不声言这或那是源自永恒观念；相反，他所关心的全都是具体的历史现实，并致力于用永恒理性和神圣意志来塑造历史现实。
先知很少“预言”
什么，这和科学不同，科学总是根据众所周知的自然规律或所谓的历史发展规律像“观测天文”
似的预言未来状态和发展过程。
基督徒立足人的自由个性，如果他承认，随着人在行动过程中越来越是大众，而非个人，以及随着“历史”
越来越趋于终结，人的这种自由的活动空间也就越来越变得狭窄，那么，他就根本不会认为有什么历史规律，可供用来像观测天文一样地预言未来社会发展状况。
[7]他至多会问：如果我们故意对个人的不同道德欲望和道德行为视而不见，那会出现怎样一种情况？正因如此，对他来讲，根本不可能会有一种马克思意义上的“天文学”
社会主义。
但是，即便有历史过程的预言，先知也会把自己同想作这样预言的饱学之士区别开来。
区别主要在于他在预见未来时所使用的材料完全是历史上的偶然性事件，这种事件是具体的，永远不可重复的——而不是在于存在严格的相似规则和重复的领域。
如果先知至少属于《新约》和《旧约》的文化范围之中，那么，他就永远不会复述对未来的绝对预见。
因为这样做有悖于对上帝的信仰，上帝作为源始的自由位格不仅创造了世界，而且拥有、主导和统治着这个世界；他可以根据人对待他的态度以及他的戒律调整未来的一切事件。
所以说，先知就其本质而言根本无法绝对预言未来：他的预言是有所限制的——就是说受制于他所面对的人在道德实践和宗教方面的自由行为。
先知确实说过：“我认为这终将而且必将来临”
，但是，他还补充了一句：SofernihruefreiwilligweGottdiesachedadurdet，dabihreudet。
[8]
如果说我是从这样一种意义上谈论“先知社会主义”
的话，那么，我的意思是说，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在对待当代社会和未来社会方面必须接受一种类似于先知的内在立场，尽管这里涉及的并不是真正的先知所说的宗教事物，而是人的共同生活问题。
在我看来，这种立场和《旧约》中先知的立场的相似之处同样也在于它根据历史现实来推测社会主义的到来（这里的社会主义完全是指一定意义上的基督教社会主义），并且还设立了一个更加苛刻的条件，即如果人类不接受基督教社会主义，那么，人类将会不可避免地进入反基督教的强制性共产主义之中。
和马克思相反，先知社会主义认为，历史生成和人的自由是一次性的。
但是，它同时也认识到，上帝不仅存在于人的精神和意志当中——这点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同样也承认，上帝及其永恒天意和世俗统治也一同参与了此岸世界的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此外，它还认识到，人的自由活动空间以及人所能影响到的自由活动空间随着所有民族和文化圈越来越关注自身的命运而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窄。
[9]同乌托邦主义者和改革派的社会主义者（二者均和马克思不同）一样，先知的确也传播道德，但是，他所坚持的与其说是独自向人进行主观布道，毋宁说是对充满鲜血、苦难和历史劫难提出客观的告诫。
基督教社会主义之所以充满“先知色彩”
，原因在于它知道从一切当下历史现实当中听取上帝的这种警戒之言，在于它从这种现实当中领会到的远远多于个别有限的偶然事实的总和：亦即领会了左右现实发展趋势的精神联系，而且，这种发展趋势本身还会沿着一条完全可以看清的方向继续向前。
如果我把这一立场和上述四种立场加以比较，它们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别就会一清二楚。
乌托邦社会主义是从启蒙时代的那种非历史，甚至反历史的革命自然法的思维方式中产生出来的。
和它的当代后继者，如革命辛迪加主义者以及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如拉特瑙一样，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虽然相信人的自由，但他们所信仰的是自以为自律而又全能的主体自由，这种主体脱离了一切共同体组织以及合乎天命的历史进程。
那些被我称作“后退的乌托邦主义者”
的社会主义者，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则说他们是基督教封建主义者，尽管，甚至正是由于他们的那种单纯的反动精神使人们觉得有必要重视上帝在历史上的踪迹。
所以，他们的理论和他们的实践一样一直都是空洞的愿望（Velleitaet）。
由于他们不懂得把基督教社会学说区分为永恒部分和历史部分，他们使基督教世界观本身也背上了易逝而又陈旧的历史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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