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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口述史会有一些个人的误记和感情色彩。
研究历史更重要的是掌握事实的真实性，不能光靠口述史。
社会科学研究也需要科学的思维方式[33]
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华文明史》（四卷本），内容十分丰富，读后受到了一次中华文明史的教育，受益匪浅。
我觉得中国的大学生，无论是学文科的还是学理工科的，都应该读读这部书，中小学老师更应该读读这部书。
近来常常听到有人讲，我们要有文化自觉，如果对本民族的文明史都不了解，何来文化自觉。
一是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我说过，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轻分析，重归纳轻演绎”
[35]。
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虽然有多种原因，但不能不说与我国的传统思维方法有关。
《中华文明史》中也写道：“中国传统学术习惯于从整体把握自然与社会，对抽象而玄虚的‘天’‘道’‘理’之类的思辨，凌驾于对具体学术的分析，宋儒更将这一趋向发展到了极点。”
[36]重整体并没有什么不好，事物总是整体存在的，重视整体才能了解事物的全貌。
如果只重视局部，就像“瞎子摸象”
一样，不可能真正知道象是什么样的。
但是如果只重视整体，不对局部进行分析，就不会了解事物具体的内容，对整体只能停留在笼统的、模糊的形象上。
科学研究需要精细分析每一个细节。
两者要结合起来，了解整体要从局部的分析入手，分析细节需要着眼于整体，才能真正得出科学的结论。
二是正本清源与理解精神的关系。
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研究不同。
自然科学研究是客观地探究自然界的真实，社会科学研究总会掺杂着研究者主观意识和价值观，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研究者的立场和观点。
社会科学研究很难做到价值无涉的客观主义。
汉儒与宋儒之争也掺杂着两派的主观意识。
乾嘉考据学批评宋儒“不拘古经，拓展思维，但想象杜撰，有时流于牵强附会”
，而汉儒“长于训诂，持论有据，注重师传宗法，视述旧典”
。
[37]前者就是理解精神，后者则是正本清源。
其实，正本清源与理解精神也是辩证关系。
正本清源的目的也还是为了理解儒学的精神实质。
“不拘古经，拓展思维”
是后人对儒学的理解和发展，只要不是杜撰和牵强附会，各人的理解不同也是允许的。
当然，正本清源很重要，只有在原本经典上来理解才不至于杜撰和牵强附会。
我们从事社会科学研究的这两种方法都需要，回到原点，寻根究底，但又不能拘泥于经典，需拓展思维，才能有所创新。
现在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
，恐怕两种片面性都存在。
通过学习我国学术思想的消长，可以启发我们如何坚持科学的思维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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