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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席格涅多夫在最高苏维埃常委会上就提到学生的知识水平很差。
他说：“中学毕业生的知识水平，特别是数学和物理学方面的知识水平，没有达到一些学院和大学向中学提出的严格要求。”
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首先，有些教育工作人员忽视普通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是以知识武装学生；其次，对初等教育的意义估计不足；最后，教学方法效果不好。
关于教学质量的批评，来自高等学校的更为激烈。
高等学校认为中学没有能够提供高质量的新生。
特别是按照招生的规定，新生的80%以上来自有2年工龄的青年，他们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满足高等学校的要求。
第二，在中学实现职业训练的想法落空了。
1965年3月，凯洛夫在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不得不承认：“经验令人信服地证明，学生在中学范围内的职业训练是不适当的。”
他说：“看来在我国条件下，不可能根据某一经济区域对干部的需要来把普通学校编制的地区原则同职业教育的计划和组织结合起来。
这里几乎就没有注意到学生个人的兴趣和爱好。
这样，职业教育纯粹是机械地加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之上的一层东西罢了。
许多学校由于没有必要的生产教学基地，就走上了狭隘的专业化和手工艺的道路。”
阿法纳先科在1964年8月的全俄国民教育会议上的报告中则说：“5年的经验证明，把中学修业年限延长1年并把这些时间基本上用于生产教学，这种做法在多数情况下是不正确的，因为可以用较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加上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使生产教学往往变为无味的时间浪费……这种状况曾常常引起学生、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严重不满。”
这些讲话实际上对1958年的教育改革做了否定的结论。
事实上，所谓职业训练，基本上没有搞起来，而且搞得很混乱，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生产教学组织得很不好，缺乏物质基础，生产劳动徒具其形。
特别是高年级到工厂去生产实习，却没有工作岗位，往往是站在工人背后，看着工人工作，或者被分配去做“既没有教育意义也没有认识意义的偶然性工作”
，有时竟从事“进行自我服务、收集废金属和废纸的工作”
。
其次，学校职业训练的专业和国民经济部门的需要对不上口径。
学校确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本来应该从长远来考虑国家对各种专业人才的需要，但是学校无法得到这种需要的可靠资料，因而学校在决定生产教学的专业范围时是盲目的、自发的，没有考虑到国家对专业人才的需要和青年们的爱好。
例如，学校选择培养五金工人和缝纫工人的居多数，而培养建筑工人、农业工人、采矿工人、交通运输工人的就较少，培养市政文化方面的工作者就更少。
结果是一些专业的毕业生过多，另一些专业的毕业生不足，因而有些毕业生虽然希望按照自己所学的专业去工作，但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另一些毕业生则不愿意按照他们在学校里所学习的专业去工作。
据调查，1963年在新西伯利亚省中学毕业的总人数中，按照生产教学的专业进行工作的仅占所有毕业生的11%。
再次，生产教学和知识教学脱节，拖长了中学修业年限。
生产教学脱离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往往只是把它看作让学生获得某些工作的操作方法，在劳动课上不利用学生学习过的科学基础知识。
阿法纳先科在报告里说：“生产教学的许多大纲中充塞着许多所选专业并非必须学习的材料。
这样就人为地拖长了生产教学的时间，从而拖长了中学修业年限。”
最后，缺乏实施生产教学的教师，也是导致1964年非改不可的原因。
1964年《决定》公布以后，接着就是教学计划的改变。
从改革前后的教学计划的比较来看，一年级至八年级的变动不大：高年级的劳动课由3学时减为2学时，四年级俄语（讲读课）和自然各减少1学时，五年级俄语减少1学时，六年级文学减少1学时，八年级外国语减少1学时。
此外，八年级借着减少1学时劳动课而增加了地理课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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