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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入学率是比较教育研究中最常用的入学率，但是这种入学率可能超过100%，因为它包括了年龄不到或超过了某一级教育的学生，其中有些是留级生。
总入学率是衡量初等教育体系“容纳能力”
的一个指标，反映了该体系能否招收全部法定年龄儿童入学。
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相比，在容纳能力方面有较大差异，为了消除超龄儿童数目的影响，可采用净入学率。
它指的是在校注册者在所有学龄儿童中所占的比率，反映了有多少学龄儿童在学校上学。
对教育支出进行评估，往往会由于缺乏完整的数据资料而遇到很多困难。
因为对于教育经费，通常只有公立教育或教育部的支出的数据比较容易获得。
在进行比较研究时，还要考虑到货币换算和价格波动等因素。
尽管有种种困难，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期估测各地区的教育支出，以便研究这方面的国际趋势。
它在评估各国教育公共支出时的两个主要指标是“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
和“人均教育公共支出”
。
因为教育经费的来源较多，因此，通常认为“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率”
这一指标比“教育支出占财政预算的比率”
更具有比较的价值。
对于人口少而GNP高的小国，尽管教育支出占GNP的比率很小，然而，它的人均教育公共支出可能很大，因此，两个指标要结合考虑。
目前，发达国家的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教育公共支出方面，两者也有很大差异。
教育统计可靠性的重要性不用多说，但对可靠性的估量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各种统计出版物中很少有关于数据资料可靠性的材料。
第四节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是20世纪上半叶比较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
先驱人物是英国的萨德勒。
他认为校外的事情比校内的事情更重要，并支配或说明校内的事情。
因此，为了真正了解外国教育，应考察这种教育制度的社会背景。
康德尔继承了萨德勒的观点，并为因素分析法奠定了基础。
他认为，要了解和评价各国的教育制度，需要对影响教育制度性质和发展的历史传统、国民的态度、政治和经济等诸条件进行分析。
他还把民族主义和民族性作为决定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
汉斯则对影响教育的诸外部因素加以系统化，并主张应当对形成教育的因素给予历史的说明。
他把影响各国教育制度性质的因素分为三类：自然的因素（种族、语言、地理和经济）、宗教的因素（罗马天主教、英国国教和清教徒）和世俗的因素（人文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
施奈德也提倡因素分析法。
他的特点是提出了教育自身内在的发展规律这一因素。
这与强调外部影响的英美比较教育学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因此，日本学者吉田正晴称他的方法为“辩证法的因素分析法”
[103]。
施奈德强**育的内发因素，以及内外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他的观点是植根于德国传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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