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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战后50年扫盲的成绩是显著的。
拿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和印度来说，新中国成立前文盲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0%，印度在1950年文盲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83.4%，而1990年，中国的文盲率已降低到25.88%，1995年下降到12.01%，印度1990年降低到51.8%。
但是文盲的绝对数字并未下降，有的国家反而增加。
例如，印度在独立初期有3亿人为文盲，到1990年文盲人数仍有2.8亿。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1970年全世界文盲总人数为5.69亿，但到1991年增长到9.6亿人。
显然，扫除文盲的成绩被人口的增长淹没了。
一方面在扫除文盲；另一方面新生儿迅速增加，初等教育的普及又跟不上，因此，老的文盲还没有完全扫除，新的文盲又产生了。
1980—2000年15岁以上男女文盲的估计数见表11-7。
表11-71980—2000年15岁以上男女文盲的估计数
复盲率也很高，许多国家进行扫除文盲工作时很卖力气，但扫盲以后的工作跟不上，特别是缺乏农村读物，脱盲的群众无书可读，几年以后，认识的字遗忘了，重新又成了文盲。
各国在扫盲工作中有许多经验教训。
20世纪60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订了一项世界扫盲实验计划（EWLP），目的是为以后的全面展开扫盲运动打下基础，但是这项计划并未真正实现。
从1976年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发表的一份对世界扫盲实验计划的正式评估报告中，人们可以看出，世界扫盲实验计划没有达到预期目的。
报告总结了教训。
教训之一是扫盲的复杂程度远远超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秘书处的估计。
而且由于制订实验计划的是工业发达国家新一代的专家，他们对扫盲没有亲身体验，他们想的一套计划和措施远离这些文盲充塞国家的实际，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
教训之二是扫盲的成功进行，不是一个简单的教学方法问题。
事实证明，计划实施中的实际问题，远非技巧所能解决。
它广泛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及心理诸多方面。
该评估报告总结道：“看来的确是这样，只有重视社会、文化与政治改革以及经济增长，扫盲计划才能充分发挥其功能，社会发展也才能完全促进扫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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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之三是国际机构设计了一个扫盲模式，把它推销到各国，并派专家指导。
但是这套模式并不切合各国的实际，而且国际专家与各国自己的工作人员产生众多矛盾，使扫盲工作复杂化。
报告中说道：“在某种程度上，在这些情况下甚至可以说世界扫盲实验计划拖延了群众扫盲的进程。”
这个批评是十分尖锐的。
教训之四是世界扫盲实验计划未能把学习文化与成人学习者用更直接、更现实的利益事物联系起来。
扫盲的教学工作是由学校教师和志愿者完成的，他们缺乏有关职业领域的知识，没有能力将两种培训融为一体，使计划变成了传统的“纯粹扫盲”
计划。
只有在马里，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扫盲方法应用得比较成功。
孔布斯教授在论述世界扫盲计划时，又总结出了以下经验教训：其一，在选择扫盲训练的对象时，计划者应该优先考虑这样一种人：他们能使读写技能在他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以及他们一旦学会阅读，就能立即不间断地接触有关实用的和有趣的读物（如地方报纸、杂志、关于农业和卫生基本知识的简报及娱乐性故事）。
如果没有这样的读物，则应该把编制这些材料列入扫盲计划，保证脱盲者有读物可读。
其二，扫盲教材应该适合成人的环境、兴趣、思维方式和学习特点，可是现在大部分农村成人扫盲教材都是远在城市的专家编写的，他们并不懂得农村读者的兴趣和利益所在。
其三，把成人扫盲作为一项孤立的任务，脱离了为满足学习者各自当前的兴趣而需要的学习，于是就有可能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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