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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是巴赫金学派早期成员之一的蓬皮扬斯基，生前便在其为数不多的著述中，宣扬过“第三次文艺复兴”
的理念。
“对于蓬皮扬斯基和巴赫金兄弟来说，第三次文艺复兴的理念是其哲学、美学以及文学史著作的基础，是评价俄国与欧洲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历史编撰学原则。
有些证据表明这一理念乃是这帮朋友们在20世纪初的前几年中从维尔纽斯到圣彼得堡期间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
蓬皮扬斯基一个值得关注的观点，是认为彼得大帝改革的动力，就来自席卷欧洲的文艺复兴运动。
[5]
今天国际学术界往往习惯于把苏联从1921年到1929年施行新经济政策的这段时期称之为“苏联的黄金时期”
[6]。
这是后来的苏联已经绝难想象的多元文化时期：团体林立，流派众多，多元共生，百家争鸣。
一方面，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为了政权的稳固暂时还顾不上对文化进行整顿；另一方面，1921年到1929年新经济政策时期，为非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存在提供了经济上的支点。
所以，苏联早期的20世纪20年代，并非我们今天所想象的那么贫瘠，而是丰富繁盛得很。
用米·列·加斯帕洛夫的话说，“俄国文化的20年代，是社会革命、文化革命、感觉自己是文化之载体的新阶级的年代；是‘我们要建设我们自己的新世界’纲领的时代——我们要建设如此繁盛的世界文化，在这样的文化面前，以前所有的文化都将黯然失色，……‘而我也能够创造，而并非只有从下往上仰慕创造者的份儿！
’——这是巴赫金（以其对行动中的争论中的思想的崇拜）；‘而我也能够影响他人，而非仅仅被别人所影响！
’——这则是形式主义者们（以其对建构中的语言技巧的崇拜）”
[7]。
“白银时代”
固然是一种辉煌的历史存在，但却不幸的是长期遭受到被埋没的命运。
苏联时期一代又一代苏联人，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国家的历史上，还曾经有过一些名标史册，并且也为西欧思想界所一致认可的俄罗斯的大思想家和大哲学家——弗·索洛维约夫、德·梅列日科夫斯基、尼·别尔嘉耶夫、瓦·罗赞诺夫、列·舍斯托夫、谢·弗兰克、尼·特鲁别茨科依等人。
在苏联时期，“白银时代”
俄国宗教哲学家和思想家，长期以来（约半个世纪之久）只能为圈内少数专家所问津。
要想在公共图书馆阅读比方说尼·别尔嘉耶夫的著作，必须凭单位介绍信才能借阅，而且不许拿出馆，只能在馆里阅读，不许复印。
当时的苏联人只能在《列宁全集》的某一条注释中，得知尼·别尔嘉耶夫是十月革命后逃亡国外的所谓旧俄反动哲学家和思想家。
导致这些思想家的名字在苏联被埋没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宗教。
众所周知，早在19世纪，从40年代以来一直到20世纪初，在俄国知识分子史上占据主流地位的民主派知识分子（即革命民主派）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皮萨列夫等人，出于其鼓动人民起来革命推翻沙皇专制统治的目的，而竭力否认宗教对于俄罗斯传统文化形成的重要意义，否认在塑造俄罗斯人心性方面曾经甚至直到如今仍然在起重大作用的宗教意识。
十月革命胜利后，宗教更是被当作毒害人民精神的鸦片而遭到严厉禁止和取缔，20世纪20年代拆毁教堂、取缔宗教教会一度成风。
而我们知道：俄国“白银时代”
思想界的空前繁荣兴盛，在很大程度上与俄国历史上第一个“宗教哲学学会”
、“宗教哲学协会”
的活动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主要由这两个先后存在的协会推动的“新宗教意识”
运动为“白银时代”
思想界的解放提供了不竭的动力。
打破横亘在宗教与社会之间的壁垒进而形成为那个时代所特有的一种艺术综合化运动，从而导致文化的一体化观念的盛行。
十月革命后东正教和其他宗教越来越与新生的意识形态呈现出格格不入的对立态势。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宗教是毒害人民精神的鸦片的观点，被当时的人们片面地理解和解读了。
在早期苏联的高等学校里，官方要求讲授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也与长期统治学校讲台的神学课呈对立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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