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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作《果戈理的“外套”
是如何写成的？》，而这篇短文当之无愧地成为奥波亚兹运动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成为历史上第一个本体论文艺学诞生的标志，也是艾亨鲍姆个人对俄罗斯文艺学的发展所作出的“不朽贡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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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1918年以前的艾亨鲍姆，却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风貌。
虽然他和特尼亚诺夫等人早在圣彼得堡大学文格罗夫教授的普希金讨论班上就已彼此认识，但在那年以前，相互之间并无多少联系。
大学毕业后的艾亨鲍姆一度担任教师，并且应聘给人家的孩子讲授文学史。
这次教学经历给艾亨鲍姆以极大的刺激，甚至成为他学术转向的间接原因。
当时的文学史研究始终摆脱不了充当别的学科的附庸的地位，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缺乏自身的基础。
实践告诉艾亨鲍姆：当前的当务之急，是创立一种以文学的基本特点为基础的文艺学。
从外部环境角度看，艾亨鲍姆之所以会有如此这般的“自觉”
，也是受到时代风气感应的结果：从20世纪初开始，俄国文化界也和世界文化界一起，都深切感到一场波及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里的方法论危机正在迅速地蔓延开来，革新各门学科的基础，更新其方法论，引进新的观念，重估一切价值，成为响彻云霄的最强音。
这一思潮从“白银时代”
初起一直持续到整个20世纪20年代，成为贯穿这个时代的一条主线。
1920年初，巴赫金小组成员蓬皮扬斯基……在文章中屡屡谈到人文学科的方法论危机问题，认为再不能采用过去研究文学史的方法研究文学史了。
……而此前的1917年，A.M.叶夫拉霍夫——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院士的学生——指出有必要采取心理学方法。
只有解决语文学、历史文化学、历史与演变方法的问题，才能找到解决危机的出路。
“而欲要克服这一理论困境的最著名的尝试来自俄国形式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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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亨鲍姆加入奥波亚兹就是在这样的宏大背景下发生的。
关于他，维克多·厄利希这样写道：“在该团体正式组建后不久才入盟的鲍里斯·艾亨鲍姆，很快便成为这一团体最具有发言权的代表人物之一。”
他是一个“好学深思、学养深厚的西欧文学研究者”
。
尽管对折中主义的妥协持嘲讽态度，而且在表述其方法论主张上又完全毫不妥协，但艾亨鲍姆却与什克洛夫斯基不同，他与其说是个反叛者，不如说是个革新家；与其说是个鲁莽灭裂的波希米亚人，倒不如说是个非正统派知识分子。
在俄国诗坛以阿克梅和未来派的革命“虚无主义”
（nihilism）为标志的演化过程中，艾亨鲍姆更同情阿克梅派，而非未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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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心充满建设本体论文艺学热望的艾亨鲍姆，积极投身于奥波亚兹的理论建设事业：他和他的同人们，真诚地想以自己的努力，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贡献绵薄之力。
正因为此，他们能够忍受常人未必能忍受的困难、饥馑、严寒、冻馁、能够把三尺书桌当作战场，矢志不渝、坚定不移地沿着既定的方向前行，永不言悔。
精神上独立不倚，永远都是关心别人和他人甚于关心自己。
艾亨鲍姆像他研究的经典作家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托尔斯泰一样，把道德（做人）和为文（美学）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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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或多或少有使命意识，所以，艾亨鲍姆的有些文章，令人感到他不是在为自己建言立说，而是在为自己所属的那一代人立言。
在俄国象征主义之后的文坛，艾亨鲍姆更加青睐的，如前所述，是倾向于新古典主义的阿克梅派，而非鲁莽灭裂、欺师灭祖的未来派，即使是革命后换了一套装束的“列夫派”
和“新列夫派”
，他对他们也十分冷淡。
他认为俄国文坛在勃洛克去世之后意味着一代人的逝去，但也意味着俄国文化的火炬已从象征派手中转到了奥波亚兹一代人手中。
文章《勃洛克的命运》是艾亨鲍姆1921年10月21日在勃洛克纪念晚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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