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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这篇文章给阿赫玛托娃以很大启示，并且成为后者《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的灵感来源之一。
加入奥波亚兹之后艾亨鲍姆的学术研究似乎柳暗花明，陡然之间眼界大开，多有可观。
他很快成为奥波亚兹的“三巨头”
之一。
1922年什克洛夫斯基因故去国期间，艾亨鲍姆不得不披挂上阵，在当时激烈的文坛斗争中，充当奥波亚兹的发言人，为奥波亚兹的学术立场进行不遗余力的辩护。
艾亨鲍姆对奥波亚兹的感情，在他写于1922年的《6＝100》中，尽显端倪。
生活速度加快到了如此地步，以至于一年等于二十年。
奥波亚兹诞生于1916年，到1922年已经6岁。
6×20等于120。
这就是革命后初期艾亨鲍姆们的真实感受：革命使得现实生活的节奏变快了，而文化建设的步伐也应相应加快。
奥波亚兹
本身却始终在工作。
它在创造文学理论。
革命并未使研究中断——相反，它给工作注入了活力。
革命与语言学。
是啊，这是生活与文化的一个奇特而有机的矛盾之一。
走出革命的俄国带来了一门有关艺术话语的新科学——这是无可置疑的。
人名我就不一一列举了。
问题恰恰在于这是一个自发的而非偶然的、非苦心孤诣臆想出来的现象，而是一个健康的现象。
奥波亚兹有一个十分流行的绰号——“形式方法”
。
这并不准确。
问题在于原则，而不在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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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一种新学科的诞生和成长来说，艾亨鲍姆所生活的时代，的确与“幸运”
二字无缘。
两次革命、内战、两次世界大战、新经济政策、列宁逝世、大清洗……在贯穿艾亨鲍姆一生的学术生涯中，在多元本体论文艺学与自我标榜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之间的种种斗争中，斗争的双方的力量对比往往是不对称的：一方挟雷霆万钧之力常常把学术问题转化成为行政命令，把正常的学术讨论转变成为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批判；另一方却学究气地把问题限制在单纯的学术问题范围内，企图在烈火蒸腾的火海上觅得一块净土和绿洲。
双方的心理预期是如此的差异，以致许多讨论实际上是在“各说各话”
，并未在话题一致的前提下形成一种真正的对话。
按照现有史料可以判断，在1921～1925年，奥波亚兹和巴赫金们都走过了一段不平凡的道路。
一方面，奥波亚兹在此期间其影响力达到了历史上的巅峰时期，在当时的学术界和大学生中间，形式主义学说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以至于有人声称，在当时俄国每个有港口的城市，都有至少一个奥波亚兹分子；另一方面，在这一阶段里，奥波亚兹们引起的争议不断，他们遇到了来自社会各界的严重质疑和挑战，在回答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奥波亚兹逐渐走到了他们的“各各他”
和“十字架”
，成为全社会继续左倾的牺牲品——尽管他们自身为了适应时代的需求和呼声已经高度“左”
倾了。
随着全社会的急遽“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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