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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艾亨鲍姆却在时代精神的感染下起而反对文学中陈陈相因的旧的因果律，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相对论和形式主义理论——现象系列的无限多样性——都以多元本体论为基础，而且其代表人物都是犹太人。
在艾亨鲍姆心目中，评价一种理论的首要标准，就在于它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正如后来的苏联在评价一种哲学体系的价值时，首先要看它是唯心还是唯物的一样。
在艾亨鲍姆看来，当时人们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
，究其实，是一元论的。
他说：“一元论是理解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一把钥匙，因为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必然是一元论的——如若不然，则基础的变化（经济制度的）本是不会引起上层建筑（文化制度）的变化的。”
在这篇文章中，格于形势，艾亨鲍姆不可能公开称引柏格森（西方）、弗兰克（俄国侨民），而行文中多用“因此”
字样省略原因和根据从而为卢纳察尔斯基所诟病。
当时，不但卢纳察尔斯基，而且就连列夫·托洛茨基，也同样认为俄国形式主义理论缺乏哲学视角：俄国形式主义者是些“犬儒主义者”
，不愿站在哲学这样的制高点上从战略角度审视所研究的对象。
其实，奥波亚兹们是有哲学基础的，只不过这个基础格于形势不便言说而已。
而在他们眼中，苏联批评话语常常伴随着的潜台词，是“多元论”
和“一元论”
的对垒。
当然，在当时的两军对垒中，还始终纠缠着以行政命令取代学术研究的取向。
根据丘科夫斯基的日记（1924年12月19日）：卡尔波夫从莫斯科来，审查官要同人们宣誓忠于社会学方法，此举关系到学院的生存。
当时，面对来自外面的压力，只有艾亨鲍姆英勇地表示反对。
由此可见，当时已经开始采用行政命令的方式对学术界争议进行果断处理，而且，一个学术单位或机构是否忠诚于社会学方法，乃是决定其是否能够生存下去的决定性要素。
这种处理方法固然果断而且斩决，但留下的隐患也是不容置疑的。
阿维尔巴赫[82]（АвербахЛ.Л.，1903～1937）是20世纪20年代文坛另外一位名人，曾长期担任拉普的主要领导人，比艾亨鲍姆小17岁，因此，实际上他们是两代人。
阿维尔巴赫属于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人：革命是他们的图腾，是他们成长的学校（或学派亦然！
），也是他们身份的标志；而艾亨鲍姆则是革命前一代人，他们受过正规的高等学校教育，一心致力于文学科学的正规化和职业化建设进程，这在年轻人眼里不啻是一种叛卖行径。
在“艺术之家”
（孤岛）里，老一代人正迅速被新一代人所取代！
用艾亨鲍姆的话说：“历史在我们两代人之间划了一道革命的火线！”
而这是分析20世纪20年代中期苏联文坛重大现象——无产阶级文化派运动——的一个关键词！
年轻！
许多代表人物尚不满20岁！
他们大都处于奥波亚兹初登文坛时的年龄，急于以大声疾呼的方式建立自己在文坛的知名度。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阿维尔巴赫也是个犹太人。
以阿维尔巴赫为首的年轻左派把文艺学的职业化当作一种背叛行径！
例如，瓦·维列萨耶夫1927年12月文章的题目就是：《谈谈书尘，谈谈鲁兹维尔特的恭维兼谈两次伟大的俄国革命》（Окнижнойпыли，окомплиментахРуозвельтаиодвухвел-икихрусскихреволюциях）。
[83]阿维尔巴赫声称：“我们认为，无产阶级的文学就是根据工人阶级的任务来影响和引导读者的心理的文学。
我们需要的是阶级立场坚定的作家和完整的世界观的代表。”
[84]
1917年到1930年间，恰好是艾亨鲍姆走向成熟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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