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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者主要是由一些出身于圣彼得堡语文系的文学史家组成，在文学研究中自然坚持文学史取向；后者主要由莫斯科的语言学巨擘的弟子们组成，把文学当作检验语言学理论合宜与否的试验场，其研究的目标和落脚点在于语言。
这样一种对立和矛盾，由于俄国文化由来已久的另外一个更大的矛盾框架的存在而被大大地放大了，那就是俄国文化中始终存在着的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对立。
虽然同属于一个文化，但此二者之间的隐然对立却是不言而喻的。
“1917年以后已经不再可能公开谈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区别和竞争问题了。
但这两大首都长期对立的历史对于其居民也具有长期影响。
圣彼得堡建筑物的严峻形式在阿赫玛托娃诗歌的古典主义话语和风格中得到了反映，而与玛丽纳·茨维塔耶娃诗歌中的幻想和民间文学的革新因素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后者出生于莫斯科，而这个城市的都市主义风格是极其多样而繁复的。”
娜塔丽亚·冈察洛娃指出：“我断言正是如此这般的鲜明对立，即一个城市的文化氛围在个别人的创作中所表现出来的鲜明对比，决定着雅各布逊和艾亨鲍姆在科研兴趣方面的差异。”
[27]
如前所述，在俄国形式主义内部，在所谓“极端派”
与“稳健派”
之间也一直存在着斗争。
稳健派由形式主义运动中的独立分子和同路人组成，其中一位主要代表人物就是维·日尔蒙斯基[28]。
作为一位学院派学者，日尔蒙斯基始终对奥波亚兹和未来派的“做派”
不感兴趣，对他们在知性上的门外汉中间所获得的成功不以为然。
作为一位深受狄尔泰“精神史”
影响的研究西欧浪漫主义思潮的学者，他对奥波亚兹忽略“精神气质”
、贬低世界观对于诗人创作重要性的立场都颇有看法。
此外，即便他对奥波亚兹建立本体论文艺学的热情深表同情，他也不会认为研究文学的方法只有一种，而是相信研究文学可以有多种方法的选择。
从这个意义上说，日尔蒙斯基比奥波亚兹们更是一个多元本体论者。
此外，在他看来，形式主义并非一种完整彻底的文学观念，距离一种科学的和合法的理论更是相当遥远。
奥波亚兹的“艺术即手法”
充其量是和艺术即精神活动，艺术即认识等平等享有存在权的诸多定义之一，绝不可能觊觎唯我独尊的地位。
奥波亚兹在其发展过程中也滋生了教条主义的弊病，一种命题一旦占据主导地位便会被正典化，从而成为束缚生动的发展的桎梏。
对事物发展的这样一种预期效应，日尔蒙斯基充满了警觉，他因而警告人们不要忽视文学与社会的关联，不要忽略“非审美”
因素在文学作品中的存在问题。
尽管日尔蒙斯基的批评带有一定的学院派折中主义的痕迹，但对于奥波亚兹的发展来说，这种批评是必要的清醒剂，是有益于奥波亚兹的健康发展的。
但在努力谋求合法地位的艾亨鲍姆眼里，日尔蒙斯基的行为不啻为“缺乏理性的**”
，因而算不上一个“真正的”
形式主义者（Квопросуоформальномметоде）。
这样一来，从1919年以来一直支持奥波亚兹的理论著述活动的日尔蒙斯基，在5年之后，终于与奥波亚兹分道扬镳。
奥波亚兹“激进派”
和日尔蒙斯基“稳健派”
之间的争论，又被有些书称之为“涅瓦河左、右岸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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