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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俄国形式主义（奥波亚兹）者们发现自己面临来自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严峻挑战，发现摆在自己面前的是一个严酷的两难抉择：即不是认真回应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严峻挑战，就是在铺天盖地而来的批判炮火下灭亡。
现实没有为他们提供第三条道路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哈姆雷特式的难题：“tobeorhequestion！”
这是那样一个时代，这个时代奉行的逻辑是：“谁不跟我们在一起，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支配这个时代的元语言法则是“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
在这个时代里，人的一切行为和语言几乎都被泛政治化泛意识形态化了，即使是学术论争，往往也会被涂抹上一层强烈的政治色彩。
我们无法也没必要列举这个时代某些代表人物，因为那不是一个以专有名词为标志的时代，而是一个以无名氏为标志的时代，弥漫在那个时代空气里的“负氧粒子”
是如此之浓密，以至于构成了那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语境。
1922年，什克洛夫斯基由于一个流亡国外的前同党分子的迹近“告密”
行为而成为契卡通缉的对象，遂使他不得不被迫亡命德国时，奥波亚兹由于他的缺席而暂时失去了一个权威发言人。
在此情况下，艾亨鲍姆不得不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出场，充当奥波亚兹发言人，以回应文坛各派代表人物铺天盖地而来的抨击和批判。
可以说，在奥波亚兹陷于危机时刻，艾亨鲍姆成为奥波亚兹“挽狂澜于即倒”
的中流砥柱。
这也许正是他为奥波亚兹所作的最大的理论贡献。
针对拉普派的批评，艾亨鲍姆的办法是战略上采取守势，战术上予以辩解。
他并不否认马克思主义作为根本方法论对于科学研究的根本指导作用，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各门具体学科的科学研究，但却不能代替这些学科本身：指导不等于代替。
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科学研究的最根本的方法论，乃是为一切科学研究确定方向的根本指导方针，但它却无法越俎代庖，代替各门具体学科。
例如，马克思主义可以指导数学研究和工程学研究，但却无法取代几何学、代数学、高等数学和桥梁学等具体学科。
马克思主义提供了科学思维的总的规律，但每门具体学科也自有其具体学科的内部规律。
具体学科可以被马克思主义所指导，但却不能被马克思主义所取代。
艾亨鲍姆指出：“问题不在于文学研究的方法，而在于建构文学科学的原则，亦即该学科的内容，研究的主要对象，以及建构作为特殊科学的文学的问题。”
文学科学是文化史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是具有其具体问题范围的一门独立而特殊的学科。
把其他平行学科对文学的影响绝对化是不符合实际的，是出于世界观的需要而赋予该学科的一种倾向性，但却与一种学科的科学属性相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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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亨鲍姆对于来自马克思主义文艺社会学的批判、抨击的应答和反批评，诚然不乏合理之处，但也同样具有机械论的弊端。
他说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由于其自身固有的“外在论”
的架构，注定无法揭示文艺现象的“内在规律”
，据此断言马克思主义与形式主义根本无结合之可能，这同样也难以为我们所苟同。
他写道：“辩证唯物主义兴许在社会学领域里是极有成效的概念，但由于它那外在论非本质的构架，它对文艺学所能提供的益处极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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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这种观点在20世纪20年代还颇有一定市场。
以研究特尼亚诺夫的创作为职志的亚·别林科夫[40]也持有相似的看法。
他说：“形式主义与学院派文艺学及其他流派之间的争论是不可能有个结果的，因为一方面所强调和坚持的是外文艺学现象，而另一方面则只以文学内部现象为对象，而与此同时，作为文学艺术作品，作品或许只能在和产生文学特点的非文学环境的相互联系中才能得到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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