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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巴赫金固有的著作（1929年和1963年论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和1965年论述拉伯雷的著作）之间，在内容和风格上存在惊人的相似性。
而“大约从60年代中期以来，学术界便开始有一些非官方的传言，认为有关形式主义方法的著作，其真正作者是巴赫金（个别人甚至早在这之前就已知道这一点）”
[55]。
这位学者还指出在冠名为巴赫金的全部著作中，必定含有某种统一的系统性和基础性：“……我们的假设是在其全部研究著作中存在着一种规律性的系统关联，其著作中所使用的概念构成了一种统一的科学语言。”
[56]
那么，既然如此，巴赫金又为什么会甘愿让别人出名，而自己隐身呢？甚至连第二作者都不属呢？
据说巴赫金之所以“顶着别人的名字出版”
，或许是为了“好玩儿”
。
因为据说当时，“新经济政策”
时期的整个文坛都笼罩在一片“狂欢化似的”
氛围之中。
巴赫金因而也许是为了“好玩儿”
而制造了这么一个“恶作剧”
或“骗局”
（持这种观点的有《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方法》的英译者乔治·沃勒、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等人）。
然而这种已经被中俄美学术界基本认同的说法，却很难说有很大说服力。
正如加里·索尔·莫森和加里尔·埃默森所指出的那样，现署名为沃洛希诺夫著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同出版于1929年。
试问：对于巴赫金来说，有什么必要一本书用真的本名，而另一本书却用别人的名字发表？何况，前一本书就名称而言（“马克思主义”
）可能更“适时”
，更符合当时的时髦？针对克拉克和霍奎斯特的“恶作剧”
说，此二人质疑道：即使当时笼罩文坛的普遍风气是“狂欢化式”
的，即使巴赫金本人也酷爱这种行为方式，那也不足以证明在此书的出版问题上，巴赫金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也就是说一种理念并非必然会变成现实的事实。
“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并不一定就在某次开了玩笑”
，何况是在事关一本如此重要的书的版权问题上。
[57]而且，实际上巴赫金本人早在和杜瓦金的谈话中就明确肯定沃洛希诺夫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作者，而且还是唯一作者。
巴赫金还嘀咕道，说什么现在有人想把此书归入他本人的名下。
原本的对话是这样的：
杜：那您和他（指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笔者）在哪儿见过面？
巴：我和他是在列宁格勒见的面，是在晚会上，是人家介绍我和……问题在于那里有我的一个好朋友——沃洛希诺夫……他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一书的作者，这本书现在可以这么说有人想安到我头上。
[58]
然而仅仅根据这一点就定案恐怕也失之于孟浪。
首先在此次谈话中，话题本来是围绕着“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展开的。
因为“维亚切斯拉夫·伊万诺夫”
的缘故，才因而联想到当年在巴赫金和这位“白银时代”
语言文化大师穿针引线的介绍人“沃洛希诺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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