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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全部注意力都凝聚在形式上的话，则可能会忽略其使用中的复杂性和可能性。
需要牢记的还有，拥有不同的可以用来传达引语的资源。
语法书上常常提供的两个语言中的等值形式，常常是用于不同的事物的。
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解说，在俄语中，“直接言语具有绝对首要的意义”
[130]。
其他语言可能含有更丰富发达的间接话语形式。
沃洛希诺夫声称俄国特别适合于他人言语的描述风格，“俄语中所有的这些特点，为转述他人言语的生动或活泼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非常有益的环境。
这些风格确实有点薄弱和模糊，缺少对被克服的边缘和阻力的感受能力（就像在其他语言中一样）。
作者与他人言语之间很容易相互作用和相互渗透。”
[131]沃洛希诺夫不厌其烦地警告我们要警惕机械地看待他人言语的倾向，即仅仅将其视为一种形式。
我们必须想到，在语言的相互影响中，话语是针对话语而发，因而会构成一种宏大的对话语境。
我们可以把他人话语的不同形式和风格视为倾听他人话语的不同方式。
当我们使用间接话语时，我们其实不光在应用一种语法规则，而且我们还必须对他人话语做出分析和反应，表明我们与之进行对话的态度。
对于超语言学现象问题的讨论，沃洛希诺夫也不同于巴赫金，这我们从上文中已然知道。
就这样，巴赫金和沃洛希诺夫对于人类思维的对话式形成的问题，坚决要求预先假定在人类存在中有一种本源性的、相互回应应对的性质。
[132]巴赫金所宣言的方法论可以称之为“metalinguistics”
，但“meta”
却并不意味着语言学是这门新近设立的“话语学科”
（sceofutterance）的研究对象，而是这表明问题已经远远超出语言学的范围了。
作者继而推断巴赫金的“超语言学”
一语也许来自于本雅明（BenjaminL.Whorf）的《超语言学论文选》（1952）。
[133]但这种解释显然不无附会之嫌：《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问世于1929年，而本雅明的那本论文集出版于1952年，而且沃洛希诺夫逝世于1934年，谁借鉴谁岂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按照巴赫金的理解，根据阶级结构理论，言语体裁和风格是各个不同的。
沃洛希诺夫对此的看法略有不同，正是阶级立场赋予语言以不同的重音，而他所理解的重音，不仅指不同的方言或表现的语调形式而已，而是表现不同的强调重点，有时甚至指不同的世界观。
沃洛希诺夫批评索绪尔看不到语言与权力的关系，看不到语言、权力与社会体制之间的关系。
[134]语言本身在其走向意识形态时是中性的，但是当话语的作者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说话时，就赋予语言以意识形态重音。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声称研究意识形态就是检验意义结构是如何被动员起来以使霸权集团的部门利益合法化的。
在此，意义结构看起来显然是中性的，而将其动员起来并将其加以利用的方式却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化的。
这种观点与巴赫金小组的观点的区别在于意识形态并非是关于霸权利益被合法化问题的，而更多的是如何通过意义系统来表达不同的世界观问题的。
阶级并不是一个符号集体，即一个使用同一意识形态交际符号的集体。
例如，不同的阶级却使用同样的语言。
因此在每一种意识形态符号中都交织着不同倾向的重音符号。
符号是阶级斗争的舞台。
[135]
这样一来，沃洛希诺夫也就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意识形态：制度意识形态和行为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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