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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沃洛希诺夫而言，问题就在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对这种关系加以理论化评说。
这段话中最后一句话表明，沃洛希诺夫又退回到了以前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因果关系上去了，从而关闭了双通道关联的可能性。
而且，接下来在对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
性格的讨论中，他推断“即使多余人在文学中的出现与贵族的瓦解和经济基础的解体有关”
，这也不会是机械地发生的。
他的观点是，既然经济基础并不能直接触及到体现于文本语言中的意识形态的变化，那么，这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双通道的关系。
除了意识形态变化以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来促使改变的发生。
在历史唯物主义中，以上所说的这个问题，将会一而再地出现：我们如何能从自己对于物质条件的协调关系中所发生的变化转到在这些条件中实际发生的变化上来呢，而且，反之，归根结底，这会如何影响到经济基础呢？沃洛希诺夫是通过假设所有人类都最先并永远都生活在语言之中的方法，来开始阐述其关于这个问题的理论的。
其次，语言是意识形态材料，所以，他想要进而去讨论由语言所表现的经济基础与各类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问题。
事实上，在刚才援引的那段具有爆炸性和开放性结尾的段落的两页之后，沃洛希诺夫又断言：“这些形式的类型学（言语形式和语言交际本身是从说话人的社会情境中产生出来的——著者）是马克思主义最迫切的任务之一。”
[152]但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最迫切的任务是讨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而这里说的这个实在是不太重要。
巴赫金并未去探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关系的性质问题，而且，这种体现在文学及其他非审美语言艺术品中的关系，从机械方面说是具有因果性和复杂性的——远远超出了其规划的范围。
巴赫金设计了语言哲学的语源学基础工作这一事实，表明他可以系统地借助于文学和非文学语言理论来进行工作，这从他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拉伯雷长篇小说以及早期关于审美活动中的作者与主人公的著作，就可以看得出来。
证明这一点的，还有沃洛希诺夫《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的最后一编，在这部分里，作者讨论了言语体裁的各种类型问题。
但这里却并非巴赫金的确参与了此著的写作的确证。
[153]
确切无疑的事实是，在纯粹的文学文本中，有着对于语言唯物主义的思考，但至少巴赫金一直都在坚持语言的社会构成性和语言潜在的“专制主义”
的退化，他坚持认为语言是一种意识形态材料。
巴赫金认为，生存的物质条件——如我们所知道的这个世界——只能通过其在符号的意识形态构造存在。
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语言以外的物质世界并不存在——事实上，符号就是为这个世界和从这个世界中创造出来的——没有这些符号，物质世界就无法以有意识的方式生存：人类就无法从这个世界产生感觉资料。
物质世界是时常不断地通过符号生产来进行协调的。
一个人不可能离开语言去接受意识形态。
因为人类永远都是被嵌入在语言世界中了，所以，关于文本的科学——是进行超意识形态理论演说的一个途径——因而它自身也在意识形态中。
由此可见，超意识形态理论是不可能有的，因为你不可能超越语言。
阿尔帕托夫指出，自《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问世以来，关于此著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来有争议：有些人认为此著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却认为此著潜含着拒绝马克思主义的意思。
阿尔帕托夫认为后一种意见不可靠。
沃洛希诺夫于20世纪20年代末加入了共产党。
至于巴赫金，那么，被捕时他自称是一个“修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
的说法，也要比说他从始至终都坚持反马克思主义者的立场更加可信。
但是，《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呢？此书的绝大多数内容与马克思主义毫无关系。
而此书的核心章节第2编“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仅存在于标题中而已。
真正探讨马克思主义的是第1编，而这是最小的一编。
此编从一般语言哲学问题出发讨论了语言学中的问题。
书中大量采用了当时苏联著作中经常使用的术语和表达法：如“符号中反映的存在，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符号的折射。
意识形态符号对存在的这种折射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它是由一个符号集体内不同倾向的社会意见的争论所决定的，也就是阶级斗争”
[154]。
这种说法，据阿尔帕托夫说，与洛姆杰夫通过阶级意识反映现实生活的视角来定义语体的做法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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