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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姆斯对于沃洛希诺夫这本著作的兴趣，是开始密切关注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对于语言的研究，而且，他还十分注重这一研究中的沃洛希诺夫-维戈茨基-索绪尔模式，而不是俄国形式主义-巴赫金的关注文学的模式。
托尼·本内特指出，《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是“首次系统发展通过语言学基础加以反映的马克思主义语言理论”
的尝试。
沃洛希诺夫“发展了一种研究语言的新的历史方法，为语言研究提供了必要的理论背景，而巴赫金和梅德韦杰夫的著作，亦应以之为背景来加以研究”
[162]。
索绪尔首次把语言（langue）指定为语言学合适的对象，而沃洛希诺夫却激烈加以反对。
这主要是因为按照沃洛希诺夫的观点，语言会混淆说话人的立场，说话人不应把语言当作一个不变的规则系统，而是必须将其当作一个他在特殊的社会情境下，在具体话语中使用的一个可能性领域。
对于沃洛希诺夫来说，语言学的适当对象不是一个固定的语言系统（lalanque），而是语言所包含的所有规则使用的方式方法是如何在具体话语中被使用、被修正和被采用的，而决定这一切的东西无一例外都具有特殊的社会性。
就这样，把关心语言符号作为特殊和不同的社会语言学关系的产品变为关心一个封闭系统内部符号与符号的关系。
欲要发起这样一种理论变动，沃洛希诺夫认为有必要抛弃索绪尔的意义观，即认为在一个封闭的语言（lalanque）系统里，意义就是符号之间存在的相似相异关系的总和。
他还认为我们必须认识和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在具体的话语、结构、意义和语言符号的用法中，话语内在地具有对话性。
话语是指向话语的，或指向表述中话语的用法的，指向反映或在话语中寻求一种反映。
沃洛希诺夫声称这一对话关系必须成为分析的中心，如果我们对于语言产生意义的机制的理解是正确的话。
这一理论观点，部分地来源于沃洛希诺夫对于俄国形式主义者们对于自叙体（сказ）问题的反思。
自叙体就是说话主体对于自己所选择和使用的语言的态度。
但对于这个问题最适当全面的研究体现在巴赫金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中。
在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话语建构规则问题时，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语是一种内在“双重话语”
。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人物说话时，每每都要根据某个真实的（其他人物）或想象（读者）或交谈者可能会有的反应来即时修正或修改自己的表述：此类表述中的话语总是透过对方的肩膀在窥探，对于别人的话极度敏感，经受不断的修正和校正。
语词的这样一种用法，反映并且影响说话人和听话人之间在语言本身中的特殊关系，因而只有将其放在这样的关系语境中才能得到适当的理解。
沃洛希诺夫对于索绪尔语言学拟议提出的第一个修正，是认为我们对于语词的理解不仅应该循着其与其他语词的关系这个轴进行，而且还要将其放在其在说话人和听话人相互关系的对话情境下发挥功能的语境下进行。
为了避免混淆，这里说的并非是指真实的血肉丰满的说话人和同样物质充盈的听话人之间的客观关系，而是指的说话人角色与听话人角色在特殊的语言形式或表述中被构建的关系。
他的第二个修正，或是更加激进的步骤，是认为这样的语言形式，或正如他所说的，“言语体裁”
本身可以从其赖以为据的与社会语词关系条件的客观相关性来加以解释。
雷蒙德·威廉姆斯认为对于话语的这样一种阐释可以归咎于这样一个不正确的假设，即由于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在惯用的意义上是任性任意的，那么，则其对于历史进程的必然或明显关系方面所产生的意义也同样是任性和任意的。
他认为与之相反，形式和意义因素的融合……在言语的实际活动和语言的持续发展中，乃是真正的社会发展进程的结果。
在此，他呼吁建立语言理论，这种理论能够解释由符号系统所确立的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而符号系统是参照社会地建立历史地变化中的系统建基于其上的语言实践而形成的。
沃洛希诺夫所致力建立的，就是这样一种理论。
但他所关心的，并非处于孤立状态的语言，他关心的部分问题，是在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发展一种广泛的意识形态理论。
由于意识形态概念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有着繁复多样、明暗交替的履历，所以，我们必须对沃洛希诺夫采用这一术语的方式有所了解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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