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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几千年来，道理没少讲，人性的状况却每每不尽如人意。
与古之圣贤所向往的太平盛世不是近了，而是似乎越来越远了。
科技的进步并未带来人们道德水准的同步进化，二者反而呈现出一种剪刀差式的发展趋向：人在自然科学征服宇宙方面有多么成功，便在人伦道德方面有多么失败。
普遍的伦理道德标准或规范并未造成一个太平盛世，而是世界依旧分崩离析，沟壑纵横。
从前人们以为人皆可成尧舜，如今才第N次地不得不认识：人无非善恶，人是环境的产物，他的一切所作所为，都以环境为依归。
从前19世纪的人们曾经以为人性有其固定的本质：罪犯天生就是罪犯，如今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却可能更加接近真相。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
，它可以造福人群，也可以凌虐百姓。
权力必须加以制约。
所有这一切归结起来可以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那就是从前人们固有的一个观念——知到行随——未必准确！
从前人们大都以老子的箴言为训诫：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
然而，迄今以来的人类历史却为我们提供了诸多的反证：当年疯狂屠杀犹太人和各国人民的希特勒法西斯分子，有多少具有很高的文化教养，他们精通各门科学，在文化修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他们懂得伦勃朗、米开朗琪罗……他们喜欢音乐，在音乐上也有很深的造诣……他们熟知康德、黑格尔、谢林……如果问起道德哲学来，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能够侃侃而谈，如数家珍。
你能说他们不懂得善恶是非吗？为什么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那么多古圣贤者的箴言古训，难以阻挡他们犯罪的脚步呢？
问题何在？问题在于那些高头讲章只是高高悬在人们头顶的豪言壮语，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们现实生活中的道德实践毫无关系，势如水火。
从来没有人会按照那些道德箴言去指导自己的行动的，因为在具体语境下它们永远都显得是那么的“不切实际”
。
与现实生活日常生活实际相比，那些道德箴言俨然一副真理的面孔常常高悬天际，与人们的距离何止宵壤。
《散文学的创造》的这两位作者把赫尔岑、列夫·托尔斯泰和契诃夫当作一些“反意识形态”
作家。
其实，在俄国，如果她们的划分法成立的话，则可以被纳入所谓“反意识形态”
作家之列的，正不知还有多少呢！
因为从19世纪中叶以来，甚至更早于此，俄国宗教哲学家思想家们就不遗余力地致力于对西方哲学（其中也包括来自于西方的伦理学）的奋力批判。
大家应该都能记得列夫·舍斯托夫对列夫·托尔斯泰慈善之举的微词：托尔斯泰曾经到莫斯科贫民窟慰问穷人并向孤苦无助的人们进行施舍。
列夫·舍斯托夫这个曾经的托尔斯泰仰慕者，却对托翁此举颇为不屑。
令其感到不满的原因之一，是托翁在做完此事后不但意识到自己的善举，而且还在日记里津津有味地加以回味：意识到自己做了善事令其感到心灵的愉悦。
对此，舍斯托夫却有截然不同的行为解读：他认为托尔斯泰此举非但无助于改善穷人的境遇，反而会加重穷人的苦难，让他们在物质的苦难之上又加上了精神的苦难，从而使苦难加重，由一重苦难变成了二重。
即实际经历一件惨事之外又在精神上重温这件惨事。
此其一。
其二，真正的做善事，应当不以善事为标榜，毫不宣扬。
一句话，就是做好事而不事宣扬，雁过留痕而不留名。
在社会上，慈善事业常常沦落成为一种欺人耳目的程序或固定的“形式”
，久而久之，“形式”
大于内容：往往是轰轰烈烈，而又蜻蜓点水，于事无补、名实分离，名存而实不至。
当然，话说到此，则舍斯托夫的批判，所针对的，已经是制度问题，而与托翁本人无多大关系了。
在《论行为哲学》中，巴赫金对“物质伦理学”
和“形式伦理学”
都痛下针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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