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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写作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著作的时代，巴赫金已经确认最理想的说明对话本质的媒介，是话语。
而对话恰好表征着共同存在和不同主体间不间断的关联，标志着一个具有跨主体间性的事件。
巴赫金的研究思路是从对话主义语言观入手，进而探索人类生存的对话本质问题的。
“从20年代中期的‘语言学转向‘开始，巴赫金把散文学主要放在既在生活也在文学中的语言使用的对话特点下进行考察，他断言各种文化形式（尤其是长篇小说）对于日常生活言语体裁和习惯语的吸收，可以有助于把人类意识转化成为更开放、更具有自反性的和对话的方向。”
[64]所以，在有关对话主义的专节里，从对话语言观出发也就顺理成章了。
巴赫金研究界也有把“对话主义”
（dialogism）称为“超语言学”
（translinguistics）的。
“这些思考产生了一种语言哲学，巴赫金称为‘元语言学’（metalinguistics），本书则称为‘超语言学’（translinguistics）……它从对话的角度……全力关注差异、多样性和异己性……”
[65]但是，实际上笔者认为在巴赫金笔下，“超语言学”
具有特定内涵，有关它的讨论，上文我们已经略有叙述。
下文中笔者仍会在适当场合予以申述。
毫无疑问，对话理论或曰对话主义（диалогизм）是巴赫金理论的核心，讨论巴赫金不能不从这一理论的探讨起步。
对对话理论或对话主义的最早表述，见于巴赫金于20世纪20年代末出版的学术处女著作《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问题》和与沃洛希诺夫合作撰写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
应当指出，尽管第1部著作后来作者亲自根据时势作了修订，但从对话理论角度看，则此书的20世纪60年代版（《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远不如初版好，因为作者在后者中更像是想要把自己限定在狭隘的诗学范畴里，而不像初版那样，流露出一种雄心勃勃建立对话主义理论的抱负。
在哲理性上，此书的初版也远胜于后来的版本。
由此可见，正如两次涉足于一条河这一悖论里，不但“河”
已不是“同一条河”
，而且，就连“人”
也非复“旧我”
。
这部书出版与修订版的区别，恰好印证了它们所处的时代精神的不同。
前者是一个思想飞扬、知识分子意气风发、创造力如火山迸发的时代，后者却产生于一个真正的文艺学处于被迫沉默和失语状态的时代。
前者中作者可以大胆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对一个伟大的经典作家作出骇世惊俗的阐释，为“白银时代”
的时代精神张目，而后者却胆怯地匍匐在狭隘的“诗学”
的专门字眼下，对于哲学的彼岸竟不敢投以一瞥。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指出：“如此看来，对话关系是超出语言学领域的关系。
但同时，它又决不能脱离开言语这个领域，也就是不能脱离开作为某一具体整体的语言。
语言只能存在于使用者之间的对话交际之中。
对话交际才是语言的生命真正所在之处。
语言的整个生命，不论是在哪一个运用领域里（日常生活、公事交往、科学、文艺等等），无不渗透着对话关系。
不过语言学仅仅研究‘语言’本身，研究语言普遍特有的逻辑：这里的语言，仅仅为对话交际提供了可能性。
而对于对话关系本身，语言学却向来是抛开不问的。
这种对话关系存在于话语领域之中，因为话语就其本质来说便具有对话的性质。
所以，应该由超出语言学而另有自己独立对象和任务的超语言学，来研究对话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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