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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我们人类习惯于向自然科学要求定理、法则和规律，因为它们都可以在自然现象里得到重复和印证。
因此，法则和规律是超时代的“公器”
，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规律和法则不可能是个性化的——说规律和法则是个性化的乃是一个荒唐的悖论。
这就告诉我们我们的思维习惯是如何不适应对于文化的理解。
因此，也许不是人文学科应该向自然科学学习和借鉴方法，倒是应该反过来：自然科学向人文学科借鉴和学习其方法论。
应该指出，巴赫金对于人文学科如何看待理解问题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大大颠覆了我们固有的有关主观和客观问题的观念。
我们通常认为理解就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真实，是对客观真理的认识即理解。
这样的认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是客观的，同时也是可以经过实验而重复出现的自然现象。
我们习惯于采用自然科学的方法和视角来看待人文科学，因为它们都享有“科学”
的身份。
我们习惯于把自然科学的规律视为普遍规律，并用它们来指导人文科学，因为我们认为它们都是科学，都是实证主义的。
“通常在哲学上所说的‘主观性’，往往指的是由于个人在观察上所发生的误差而造成的对现实事物的歪曲，因此‘主观主义’也被理解为个人专门借助于自己的心灵或个性去观察事物的一种不正确的态度。
人们一般认为，在科学地认识真理的过程中，真理是不依赖于个人而客观地存在的，而主观性和个人在观察上的误差则应尽可能加以避免。”
“在过去的哲学史上，真理一般被理解为概念、观念和对象的一致，主观和客观的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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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这种关于主、客观的认识对于人文学科却并不适合。
在业已进入21世纪的今天，一个为学术界所公认的观点渐渐成为一种共识，即我们从现实生活中所能看到的，其实是“我们所想要看到的”
：我们的所见会朝着我们的愿望倾斜。
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愿望会“改写”
我们的所见。
这就说明，绝对的客观、纯客观是不存在的。
正如雅各布逊在20世纪初年所指出的那样，我们的时代一个最大的思维成果，就是“绝对”
（在许多场合下可以当作是“上帝”
的代名词）的被颠覆、被废黜。
从前，人们关于世界的观点主要受到以牛顿为代表的经典物理学理念的支配，那里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实体”
的世界：天下万物各就其位，各有其特点。
这是一个被确定性所主宰的世界。
然而，到20世纪初，这个世界忽然发生动摇，和通常一样，人文科学领域开始渐渐受到来自自然科学领域里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伟大发现的巨大影响，而悄悄发生了变化。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改变了人们关于宇宙空间的认识：一切都是相对的，不仅光有曲率，而且时间也可以扭曲。
从前人们曾经在数百年里始终在为“光”
的性质而争论不休：光究竟是光子还是粒子？在薛定谔的实验里，观察者的介入成为被观察对象被确定的最后一个砝码：实验对象本处于“生”
与“死”
之间，既无所谓“生”
，也无所谓“死”
，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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