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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文本总是某人出于某种目的而创造的，其所表现的事件，都处于编码状态。
“历史学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与之打交道的事实，永远都是文本创造者的一种建构。”
[60]文本对于其创造者而言，不是出发点，而是一种艰辛努力的结果。
文本（事实）创造者总是力求从非文本现实的文本中，创造事实；从有关事件的讲述中再现事件。
[61]创造者常常只记录他认为重要的事实，而把他认为不重要的“非事实”
摒除在文本之外。
文本作为一种编码方式势必会有文本创造者的主观意识、时代精神等外在因素的渗透。
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只有去除时代的偏见，事实才能真正呈现。
历史符号学家必须善于判定文本创造者对于文本的“扭曲度”
，找到文本编撰者的代码方式，并使之与研究者自己的解码代码相适配，才能找到理解历史的途径。
因此解码和编码一样，永远都是一种重构行为。
探讨历史真实是历史学的宗旨，但真实并不等于事实，而是“事实与一个观念构造的结合”
，而历史话语中的“真实”
则存在于那个观念构造之中。
历史科学从一开始就置身于一个奇特的语境下：对于别的学科来说事实乃是出发点和基础本身，其他学科往往以之为基础判定事实之间的关联和规律。
而在文化领域里，事实乃是事先分析而得出的一种结果。
事实是在研究过程中由学科建构起来的，所以，事实在研究者眼中，并非某种绝对体。
就其对文化某种整体的关系而言，事实是相对的。
它是从符号学空间中浮现出来的，并且会随着文化代码的嬗变过程而融化在符号学空间中。
与此同时，作为一种文本的事实并非彻底完全受这一符号学空间所决定，而系统外诸因素却会使这一系统（事实文本——笔者）发生革命性变化，推动对这一系统的重构。
科学的历史研究者必须具有清醒的头脑，才能在历史研究领域里找到真的问题（事实），从而判定事实之间的关联意义。
历史文本是一种建构，历史的研究者则是对一种历史文本的再建构和再阐释。
因此，在历史研究中，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方法或视角决定着结果。
“历史学家总是依据一定的理论、方法论的原则来选择事实材料并进行分析和概括的，因而理论体系是科学研究的决定性因素。
正如有的历史学家形象地指出的：一套穿孔卡片在方法论上并不是独立自主的。
一个问题是由某种理论假设所决定的。”
[62]不但如此，21世纪的发现证明，一定的理论不仅有助于建构不同的“历史”
，而且还支配着人们对于“事实”
的发现：事实是一定理论揭示和展现在我们面前的。
按照洛特曼的历史观，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具有本质的不同。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俄国与西方有过接近、融合，也有过分离和背反。
一方面，俄罗斯文化起源于西方的“母腹”
；另一方面，俄罗斯文化又经历了太多的历史的曲折发展，以至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东方因素也逐渐渗透进来，使其成为一个与西方截然有别的“他者”
。
俄罗斯历史上尽管颇有人一厢情愿地自认为自己属于西方，但西方从来不把她视作自己的一员，而是当作神秘的东方的文化的代表。
俄罗斯文化有其特殊的发展道路和特殊的品质，而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恰恰是当她表现出截然不同于西方的特点时，俄罗斯文化才受到西方的尊重；反之，每当俄罗斯跟在西方后面亦步亦趋之时，往往也是她备受西方歧视的历史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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