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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文化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始终与西方和东方处于一种特殊的对话关系中，对她的任何一种解释，都不能孤立自在的进行，而必须把她与她的“他者”
的对话关系，纳入视野，我们才能对俄罗斯文化发展的道路和过程，有一个历史主义的真切了解。
这大概也是巴赫金对话理论对于文化类型学研究的一个重大启示吧！
按照洛特曼结构（文化）类型学的观点，如果说西方文化是建立在契约（договор）和契约精神之上的话，那么，俄罗斯文化的核心精神（或理念）则是“自我献身”
原则（вручениясебя），这是由两种文化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所决定的。
西方文化的原型是“契约”
及其精神原则，而俄罗斯文化的原型则是“献身”
及其精神原则。
和西方文化一样，俄罗斯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而宗教文化的一个共同特点在于，它们都强调无条件地把自己交付给某种权利。
但在这里二者也表现出了不同：西方文化中契约精神无处不在，它甚至可以与狼签订契约，而俄罗斯文化则倡导个人为了集体、种族、上帝等名义而无偿地献身。
在这方面，俄罗斯文化同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
“契约文化”
和“自我献身”
文化其实也是东西方文化的根本区别之所在。
前者以卢梭的《民约论》为代表，标志着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关系，即二者之间的承诺关系。
后者则不然，它以人民对统治者或某种精神理念的忠诚和献身为宗旨，是单向的和不求回报的。
从历史发展道路的角度看，前者后来发展成为民主共和制，而后者则变型为东方专制主义，并且在上千年里走不出这个怪圈。
在俄罗斯人的观念里，沙皇（代表国家）往往等同于上帝，为沙皇服务也就是服侍上帝。
（见库尔巴托夫给彼得大帝的信：“真诚地想要为你、君主，丝毫也不作假地说，像为上帝那样为你服务。”
[63]）在古代罗斯，“为君主服务”
（государеваслужба）即意味着把自己无条件地、完全彻底地献给君主（君即国家）。
与之相关联的，在古代罗斯，对于封建主（феодаль）来说，“名誉”
（честь）即意味着从宗主那里获得大部分军事战利品和封赐。
荣誉（слава）是对有功之臣的奖赏，但要获得此类奖赏，受奖者必须是敢于并勇于为荣誉而献身的人。
但与“荣誉”
和“名誉”
（слава、честь）相关联的，古罗斯的行为符号学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也有过发展。
到了彼得时代，由于沙皇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在社会心理学和文化符号学领域里发生的一个显著变化，便是手工业劳动、手工作业和技艺等工作，也受到普遍尊重，并且成为彼得大帝改革和罗蒙诺索夫科研工作的内在**，成为整个18世纪的一种时代精神。
彼得大帝为全民树立的劳动者-沙皇的理想，使得国家理念成为一种至高无上和终极真理。
在它之上再没有比它更高的审级，但它也和彼得改革前的中央集权制下的国家理念一样，要求臣民无条件地为之献身，并把自己融化在这一理念（绝对理念）之中。
在俄国，贵族自古以来所享有的特权，实际上乃是一笔预付金，是一笔要求贵族及其后代以服务于国家（君主）来加以偿还的债务。
到了19世纪，献身理念依然如故，但对象却相应变为自由、历史、人民和“共同事业”
这样一些理念了。
俄国贵族价值观里关于“名誉”
的理念，正是在这样一种价值体系里发挥其作用的。
例如，在普希金时代的先进贵族青年中，“чест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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