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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特尼亚诺夫在《论文学演变》的论文中，提出先要研究文学系列（体裁、风格、话语、结构）的内在特点，然后将其与历史发展的规律性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文学研究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相结合的方法。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把文学研究的内部和外部方法整合起来的主张，也得到了巴赫金学派的热烈响应。
如今，人们往往把这种独创的研究方法归结为巴赫金首创的，而忽略了在他之前提出这一主张的特尼亚诺夫，这是不公平的。
研究特尼亚诺夫不能不涉及他的文学史观念，而这恰恰是他对俄国文艺学最大的贡献所在。
特尼亚诺夫对于文学演变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他从弗兰克那里借用了理念然后将其概念化。
对于弗兰克来说，AB的组合是这样一种统一体，这种统一体既是多样的也是动态的，因此，“任何内容都包含着疏离和独立成分，由于这类成分的存在该统一体便会成为‘异类’的，有其逻辑的边界。”
弗兰克证实，AB的动态多样性成为另外一种通过某种观念自我丰富手段丰富自身的统一体的来源。
特尼亚诺夫把这一原则应用在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方面，从而使他得以在俄罗斯文学史上作出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在《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果戈理——兼论讽刺性模拟理论》中他写道：“没有什么直线延续，不如说只有一个方向，有一个从某一点开始疏离的方向——即斗争。”
[79]如果A指果戈理，B指陀思妥耶夫斯基，那么，他们之间的关系便会采用一种疏离的方式，而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借助于这种疏离从而确立自己作为作家的地位。
但这种疏离并不能把AB两者分开，因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中常常有果戈理的身影出现。
因而我们可以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创造了一种AB的新的统一体，只是在AB之间的关系具有一些新的特点罢了。
我们认为特尼亚诺夫所提出的文学动力学观为观察文学全景观和文学风格流派的嬗变过程提供了一种动力学的解释机制。
这种观点的大不同之处在于：平等地观察一时代所有的文学现象，尤其不放过二三流作家作品，因为文学史绝非杰作交相更替的历史，而平庸的二三流作品乃是观察文学杰作必不可少的背景，只有把它们也纳入视野，才能整体地搞清文学演变的机制。
其次，在文学动力学中，文学创作上的失败，是丝毫也不亚于成功的艺术经验。
失败是成功之母。
奥波亚兹的文学史研究大大地改变了俄国文学史的全景观，使之呈现出大不同于传统的风貌。
这也就是后期奥波亚兹等人提出的文学的由中心和边缘构成的全景观。
奥波亚兹文学史观与以往的文学史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样态。
与19世纪以勃兰兑斯为代表的英雄史观不同，在奥波亚兹文学史家眼里，文学的边缘和中心受到同等程度的关注，而且，有的时候，边缘甚至比中心更受青睐，因为奥波亚兹认为文学是靠边缘发展的。
在任何时代的文学生活中，都由中心和边缘组成。
边缘就是文学与非文学的交界处，而文学风格和体裁演变的动力，就来源于一时代文学的边缘。
那些在文学边缘的文体依靠混合和交叉，与其他非主流文体混合而演变成为新体，新的文体遂借助于文学演变的动态而成为主流。
文学史由此成为一个不断发生动态变化的演变过程。
特尼亚诺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对俄国文学史的发展进程进行动态描述的。
在俄国“黄金时代”
文学中，普希金无疑是经典作家的代名词，研究普希金差不多成了俄国文学研究中永恒的主题。
诚如一句名言所说：“我们都来自普希金。”
或如另一句名言所说：“普希金是我们的一切。”
作为俄罗斯诗坛的太阳，普希金的光辉普照文坛，历尽百年而仍然光辉万丈。
20世纪20年代的现实主义者们主张对于普希金的成就及其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必须历史主义地加以研究。
而奥波亚兹则更是对俄国象征派主要代表人物所采用的“非历史主义”
研究方法，对普希金等经典大师都是“永恒的伴侣”
、“永久的丰碑”
的说法，颇有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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