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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洛特曼是奥波亚兹传统的复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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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学术界，长期以来困扰着人们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究竟应当如何看待巴赫金及其学派那些散在的思想呢？它们是一个有机整体还是断简残编？它们是否具有一个理论之核或哲学之石呢？它们有没有一个共同的基础？由于巴赫金的著作大多未完成，且已出版的著作也多呈现为断片警句的形式，因而使得这个问题显得越发突出。
这个问题到了21世纪的今天，在后现代主义甚嚣尘上的今天，似乎显得越发尖锐而复杂了。
这个问题已经引起了不止一个西方学者的关注。
莫森和埃莫森在其所著的《米哈伊尔·巴赫金：散文学的创造》一书中，分类列举了西方盛行的大致4种巴赫金研究方法：以茨维坦·托多罗夫为代表的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方法。
以卡·克拉克和迈·霍奎斯特的《米哈伊尔·巴赫金评传》为代表的胚胎学或起点研究法，即肯定巴赫金学派的理论是从某一原初思想或问题生发而来。
其三是目的论方法，即与胚胎学方法相反，认为巴赫金学派的理论，不是从某一原初理念发展而来，而是奔向某一最终结果。
此种方法以迈克尔·加德纳的《批评的对话：米·巴赫金与意识形态理论》为代表。
第四种方法是移植法，即把巴赫金学派所创造的理论范畴、概念、观念和理论，平行地移植用以分析他种文化或意识形态现象，如西方有人把巴赫金与乔伊斯与通俗文学进行比较，就是此类著作的范例（《乔伊斯、巴赫金与通俗文学：杂乱无章地编年纪事》）。
相信随着巴赫金研究的日益深入和广泛，还会有更多的研究方法涌现出来，因而可以预期：呈现在世人面前的米·巴赫金，还将会与日俱增，从而形成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巴赫金的局面。
巴赫金研究的多元化格局能给予我们的巴赫金研究以何种启示呢？
我们认为，最重要的启示在于正如今天的后现代主义，其真正的含义是“面对……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
一样，作为一种新生理论的缔造者的巴赫金，是在面对历史的长河进行创造的，因而，他可以把“八面来风”
装入自己的胸怀，他可以如辛勤的蜜蜂一样采集百花酿成蜂蜜。
人文学科的创造性就在于他以前人的研究为基础和起点，在充分消化吸收别人的思想营养的基础上酿造和分泌出新知来。
人文学科的生产方式就是采集旧知以酿造新知。
其实自然科学也是如此。
巴赫金学派和在他们之前或同时活动的俄国形式主义者们一样，如果说他们有什么哲学理念作为推动其进行不倦的科研探索的动力的话，那就是一种强烈的多元本体论价值诉求。
巴赫金和奥波亚兹一样，曾经接受过来自国内外的多种多样的影响：作为创造主体的人是不能在思想的真空里进行所谓创造的。
但创造并不是把别人现成的东西拿来，换一个人称加以表述一番就改头换面成了自己的了。
历史上这样的人尽管古今中外都所在皆有，但可以告慰读者的是这类人从来就不会拥有什么真正的创造性。
每个思想家都有其所直接面对的语境和对象。
当一个思想家以思想、以意识或以问题为先导进行思想的探险时，他会把他所有前人放在同一个平面上进行展示，因而会使人误会他是抛弃了问题的历史文化语境的，然而，这只是一种视觉误差而已。
“相反，我们认为，每一理论问题均须作历史的考察。
在文学作品研究的共时方法和历时方法之间，应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严格的彼此制约。”
不过我们随时都考虑到了历时的角度；不仅如此，历时的角度成了我们感受所研究的每一现象的背景。
一句话，创造离不开传统，而且，创造——即使是最新奇的，也还是超不出传统的范围。
正如当代哲学家R.斯克鲁顿所说：“独创性……并非试图引起世人注意可能发生的东西，并非力图制造轰动效应，以便掩人耳目，自吹自擂。
那些最具独创性的艺术品，可以运用众所周知的词汇产生令人快慰的作用……使艺术品具有独创性的，并非是其对历史的蔑视，对有待确证之物的恶意攻击，而是赋予传统的种种形式和内容的令人惊奇的要素。
没有传统，独创性也就无从谈起，因为只有和传统相比照，独创性才变得可以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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