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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仍想敬请大家关注一点:即凡是有幸亲自认识米·米·巴赫金的人都确信他不仅是一个天才的研究者,一个有着高度人的尊严的学者,一个具有职业道德的、在探索真理中诚实正直的学者。
因此,我们不仅应当谈论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接受巴赫金,而且也应该谈论一下,在他眼里我们又是些怎样的人。
我十分希望我们在研究巴赫金的同时,自己也能配得上他所写的那些著作。”
[98]
洛特曼高度评价巴赫金对当代艺术产生的影响:
谁若否定米·米·巴赫金对当代艺术(尤其是对戏剧与电影,而那些非直接改编自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戏剧演出就姑且不论罢)的深刻影响那就很奇怪了。
但这一影响是通过我们当代人哲学意识的重构来实现的。
[99]
他认为巴赫金是20世纪世界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和哲学家,他对于塔尔图学派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
他说:
如果我们谈论巴赫金的遗产的话,那么就会产生一个他如何对待在他那个时代尚未成为历史,而是生动的语言学实践的俄国形式主义的遗产问题。
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关注米·米·巴赫金的充满论战性的出场。
我想在这里讨论两个问题,而且我想谈的不是他如何与俄国形式主义论战的问题,而是讨论他如何探讨和明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观点问题,后者的语言学理论不仅在这个时期的语言学中,而且也在整个人文学科中真地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100]
由此可见,按照洛特曼的观点,考察巴赫金学派的观点,也不能脱离由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建树所构成的语境。
它们是后来所有学派的“昨天”
,没有昨天,今天也就无从谈起。
严肃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是不能不回顾这一背景的。
众所周知,晚期奥波亚兹在1928年,已经提出了把文学和文化联系起来加以研究的规划方案,但却与“历史机遇期”
无缘,而未能展开进一步研究。
对于这一点,巴赫金也早有明确指示:
“首先,文艺学应与文化史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文学是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脱离了那个时代整个文化的完整语境,是无法理解的。
不应该把文学同其余的文化割裂开来,也不应像通常所做的那样,越过文化把文学直接与社会经济因素联系起来。
这些因素作用于整个文化,只是通过文化并与文化一起作用于文学。”
[101]“采取各种不同的方法就是理所当然的,甚至是完全必要的,只要这些方法是严肃认真的,并且能揭示出新研究的文学现象的某种新东西,有助于对它的更加深刻的理解。”
[102]
巴赫金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是在一个闭塞的时代,发出他的“旷野呼告”
的。
但他拥护采用多种方法解决文化问题的立场是毋庸置疑的。
这显然也是洛特曼最为欣赏的一点。
他告诫我们:“巴赫金临终前不久重复说:‘绝对的死亡是没有的:每一种思想都有其复活的节日。
’”
[103]有一点大概是这位符号学家忽略了的,即他误以为“他者言语”
这一概念是由巴赫金最早提出来的,显然有误。
本书已经揭示,这个概念最早见之于沃洛希诺夫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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