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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或曰后现代主义文化，犹如嵌入时代的一个时间装置，它的任务就是为当前处于困惑中的文化提供解决问题的良方。
在这方面，巴赫金学派发现自己与后现代主义多所契合之处。
事实上，巴赫金成名以来之所以在西方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他的思想与西方的思想能够在许多方面产生共鸣。
对英美马克思主义而言，巴赫金的影响发生较晚。
托尼·本内特写道：“‘巴赫金学派’在20年代末的俄国以及阿尔都塞分子仍在持续进行的工作，其结果导致一个新的研究传统的诞生，它把马克思主义批评最终推到了一个非审美的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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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杨指出，尽管巴赫金及其同道者们的著作，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就已译为英文，但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前，却始终不曾对英美的马克思主义批评产生影响。
詹姆逊的《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ThePrison-HouseofLaitofStructuralismandRussianFormalism，1972）于巴赫金学派就只字未提。
这位学者进而在《回到巴赫金》中指出，20世纪70年代，在英国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中形成了两个阵营：分别是以E.P.汤姆森为代表的牛津历史研讨会和刘易斯·阿尔都塞为代表的埃塞克斯文学社会学研究会。
二者都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由“新左派”
和反人文主义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所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人文科学。
此时，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遭到了来自后结构主义的批判，而此时巴赫金的理论提供了一个解放的可能性：“摆脱这一困境的出路在于效法巴赫金学派的榜样重新研究社会学诗学，该学派……在20年代中曾经首次对俄国形式主义者提出了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从而为在理论和实践中为文学批评避免形式主义诗学和庸俗社会学的双重简化的文本策略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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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巴赫金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在巴赫金小组成员当中，除巴赫金本人外，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都不止于对马克思主义仅只有些许好感而已，而是自称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本书也牵涉到这个核心问题。
在署巴赫金本名的著作中，唯有关于“狂欢化”
的专著和关于列夫·托尔斯泰的词条，被国际学术界普遍公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
。
与此同时，否认巴赫金本人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所在多有，大有人在。
罗伯特·杨认为马克思主义在巴赫金那里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伪装，而这种语言策略是可以复制和为人所效法的。
他举了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为例。
詹姆逊就把巴赫金的对话主义在辩证唯物主义统一框架之下加以运用，用以解释阶级对立现象。
而由于罗伯特·杨等人把巴赫金的著作严格限定在包括关于狂欢化在内的署名著作之内，所以，对话的规范形式实质上是一种截然对立的形式，即两种对立话语采用统一普遍共享的代码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种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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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本内特和福加克斯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如弗雷德里克·詹姆逊、伊格尔顿、皮奇、怀特等人通常认为，巴赫金的贡献只以论述狂欢化的著作为限，但实际上狂欢化其实是对话主义普遍原则的又一个例证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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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缪尔·M.韦伯指出，今天，无论语言学还是语用学、还是社会语言学，也无论是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和奥斯汀和瑟尔的言语行为理论，都是在沃洛希诺夫和巴赫金小组开辟的道路上继续前行而已，而且这部著作还为苏联符号学拉开了大幕，成为其先声。
[13]也就是说，国际学术界对于署名沃洛希诺夫的《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哲学》，以及署名为梅德韦杰夫的《文艺学中的形式主义》中所包含的马克思主义，都有比较高的评价。
有人甚至认为前者是马克思主义关于语文问题的最好的著作。
雷蒙德·威廉姆斯、托尼·本内特等都承认巴赫金学派是葛兰西文化研究最有价值的思想资源，因为该学派在语言、意识形态和权利之间建立起联系。
他们都利用沃洛希诺夫把语言描述为阶级斗争的战场的观点，分析带有各种可能具有的“重音”
意义和音色的符号。
他们也利用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杂语性、狂欢化和民众节庆等概念，研究符号的性质。
英语世界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所有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语言问题的学者，都对巴赫金学派的著作有着十分浓厚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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