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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里·伊格尔顿、大卫·福加克斯、托尼·本内特、雷蒙德·威廉姆斯、阿龙·怀特、格拉汉姆·皮奇、茱莉亚·克里斯蒂娃、迈克尔·加德纳及其他人都把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和梅德韦杰夫当作研究语言、文学和文化问题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
进入后现代语境以来,西方思想界的格局发生了十分重大的变化。
如果说结构主义语言学认为:“说话的主体并非控制着语言,语言是一个独立的系统,‘我’只是语言系统的一部分,是语言说我,而不是我说语言,这便是语言学上的‘哥白尼革命’。
……早在1870年,法国诗人兰波就在一首诗中谈到,当我们说话时自以为自己在控制着语言,实际上我们被语言控制,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
说话的主体是他人而不是我。”
[14]那么,这里还是有些“实体性的”
东西可供人们依靠的,如“话语”
、“自我”
和“他人”
……诸如此类。
可以说这是世界进入现代主义统治时期的典型特征。
而后现代主义则表现出远比现代主义更为激进的立场,并且一反现代主义的结构主义本质主义和基础主义,而以“解构一切”
为号召。
“‘解构’利刃之锋芒所到之处,传统哲学以声音为中心的声音与书写的对立,以灵魂为中心的灵与肉的对立,以存在为中心的存在与非存在的对立,以理性为中心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对立,以及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性与女性的对立纷纷分崩瓦解,形而上学的等级制被推翻了,颠覆了。”
[15]
但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与其在俄国的表现有很大不同和显著差异。
以否定一切为特征的解构一切必然行不通,这也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的。
在俄国文化史上,文化虚无主义历史上就一再有所表现,但终归还是会灰飞烟灭的。
破坏诚然重要,但破坏并不等于一切。
在俄国,尽管后现代主义也要表现现实的负面特征,但其所传达的是希望破灭后的失望,而非决绝的否定和决绝的排斥。
爱泼斯坦有一个观点尽人皆知,那就是:“尽管在西方人们是从70年代初开始谈论后现代主义的,而在俄罗斯,人们则是从90年代初开始谈论后现代主义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和许多名义上来自西方的流派一样,就其实质而言乃是一种深刻的俄罗斯的现象。
我们甚至可以说,俄罗斯是后现代主义的故乡,这不过是因为现在我们才可以公开认可这一令人惊异的事实罢了。”
[16]爱泼斯坦甚至认为俄国“后现代主义性”
可以一直追溯到彼得大帝改革前的古罗斯社会。
这应该说是一个十分大胆的假设,历史应该不会给假设以地位。
历史中没有假定式,但历史却只有在假定式里才会具有意义。
奥波亚兹及巴赫金学派等都对俄国后现代主义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对于像爱泼斯坦这样的后现代主义者来说,奥波亚兹对其的影响似乎情有可原,因为原本他们都属于文化的主脉络,都受到几乎是同样的外来影响,而巴赫金学派对其的影响,则显得多少比较复杂。
其原因在于:一是巴赫金学派本身是错位的,它的产生和发生作用的语境是不同一的、是滞后的和后发性的;二是巴赫金思想本身的断简残编性,导致对其的解读歧异纷出。
但巴赫金及其学派的影响还是十分显著的。
巴赫金思想的几个突出特征,如强调对话的永久未完结性,对话的普遍必然性,认识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等等,都与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解构”
有呼应。
巴赫金写道:“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这样的复调作家,才善于在各种见解和思想(不同时代的)的斗争中,感觉出终极问题上(长远时间里)的不可完成的对话。
其他人则热衷于能够在一个时代的范围内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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