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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旨在通过批判和重建马克思所谓的“生产决定论”
。
[9]这期间较为活跃的还有后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凯瑟琳·吉布森、朱莉·格雷汉姆等。
在妇女解放问题上，80年代初露锋芒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更为活跃，关注的问题域也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为什么妇女受压迫，如何消灭压迫？”
转向了“作为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
，进而从不同的层面发展了西蒙·波伏娃的著名论断，即女人不是生为一个女人，而是后天“变成”
一个女人，[10]关注的焦点变成了女性主体性，身体、性、认同等问题。
较为激进的观点如坎姆皮尼（i）和格罗兹（Grosz），她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对妇女解放持敌视态度，因为马克思主义是‘以男性为中心’”
。
[11]90年代涌现出的后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著作有米歇尔·巴雷特的《真理的政治学》、阿尔科夫和鲍特L.AldE.Potter的《妇女解放》（Femiemologies）等均反映了这种观点。
在生态领域，后马克思主义对生态主义运动影响逐渐增强，后马克思主义激进的对抗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生态主义实践提供了一系列可供选择的范畴和概念。
正如P.奎格雷（PeterQuigley）指出：“因为生态反抗的传统和当代态度与他们要反对的权力结构具有很多相同的特征，他们受益于对后结构主义哲学的全面思考，这种思考为一种彻底的反抗运动提供了根据。”
J.麦肯泽（JohnMa-zie）认为，后马克思主义观点对生态主义的贡献可以归结为四个方面：在作为一种政治立场的生态主义的概念化方面；在为反话语实践的连接提供一种框架方面；在它对贯穿在话语的和社会领域的霸权的作用的叙述方面；以及在提供一种可选择的实践和能够变革政治的行动的概念方面。
[12]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高兹和詹姆斯·奥康纳。
高兹认为环境危机的解决“只存在于对资本主义逻辑的颠倒之中”
，在苏东剧变后推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提出了“更少地生产，更好地生活”
设想，强调只有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消除生态危机。
在时空理论上，具有后现代色彩的新马克思主义的城市研究，主要关注“后现代性”
“后福特制”
“后资本主义”
的经济和社会特征。
这些学者并不刻意突出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其理论资源之一，但他们更多的是用“权力—冲突理论”
“权力—阶级观点”
的概念来表达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
主要的成果有沙伦·朱肯（SharonZukin）的《后现代城市景观：文化与权力研究》（1992）、马克·戈特迪纳（MarkGottdiener）的《新城市社会学》（1994）、乔·R.费金（Jin）的《新城市理论》（1998）、迈克尔·J.迪尔（MichaelJ.Dear）的《后现代城市状况》（2000）[13]、大卫·哈维的《正义、自然和差异地理学》（1996），通过在话语层面重新解释辩证法，以此来沟通理论与实践、结构与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
这一著作“在直接意义上为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介入全球化论域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
，[14]并沿袭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工业社会的批判，以不平衡地理发展为中轴来分析当代全球化所包含的各种矛盾和后果，据此提出一种更加普遍化的替代方案。
在政治哲学领域，齐泽克、麦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进行批判。
被喻为闯入西方学术界的一匹“黑马”
的齐泽克，其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研究方法，不过，与拉克劳等人后马克思主义立场不一样的是，他强调阶级斗争的优先性，断然反对拉克劳和墨菲对新自由主义的妥协，而要求对资本主义的总体替代，从而声张一种更激进的意识形态批判立场。
[15]丽贝卡·米勒评价说，齐泽克擅长的事情，“其一是以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其二是在精神分析的层面上揭露资本主义左右公众想象的方式”
。
齐泽克还出版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什么》（ForTheyKnowNotWhatTheyDo，1991）、《斜视》（LookingAwry，1992）、《欣赏你的症候吧！
》（EnjoyYourSymptom！
1992）、《随着否定而迟延》（Tarryingwiththeive，1993）和《除不尽的余数》（TheIndivisibleRemainder，1996）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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