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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论家弗朗悉瓦·埃瓦尔德也认为，福柯的方案就是反抗结构主义的观念，因为在福柯看来，“结构是重要的历史主体的一种形式，是跨历史的宏大认同的一种形式，而福柯相当清楚地解释过，这正是他试图消灭的东西。”
[4]福柯的理论意义是使法国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链条产生了一个“断裂点”
，这个断裂点很快就被雅克·德里达所扩大。
1966年由于发生了德里达等人到美国的发难以及福柯的《词与物》的发表这两大事件，因而被历史学家喻为“结构主义的分水岭之年”
。
[5]本来结构主义渗入各个人文学科，就是为了批判（造反）的，而被视为“后结构主义”
的福柯事实上比结构主义更激进，阿尔都塞是反人本主义（人道主义），即反对抽象而普遍的人本主义（人道主义）；而福柯则主张“人已消亡”
，即作为认识论主体的人在后人本主义、后现代的认知空间中消失，丧失了自我或称“主体的迷失”
。
可见，福柯离萨特现代主义的存在主义更远，他所发展的新的社会、新的知识、新的话语以及权利的观点，使他成了后现代思想的一个主要源泉。
[6]福柯继承了尼采“上帝死了”
的否定精神，质疑现代的知识形式、理性、社会制度和主体性，他认为这些东西都是权力与统治的偶然的社会历史建构物。
尼采为福柯开创了一种后形而上学的、后人本主义的思维模式，而且还“为福柯以及几乎所有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者提供了超越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动因和理念”
。
[7]本来福柯就不是一个对马克思主义有兴趣的人，他“几乎拒斥古典马克思主义的所有词汇”
，[8]例如，他否认马克思主义中的“解放”
和“革命”
的概念，认为“根本不存在大规模拒绝的中心、反叛的核心、一切背叛的根源或革命的纯粹法则。
相反，有的只是多元抵抗，其中每一种抵抗都是一个特例”
。
[9]福柯的这些观点无疑与后来大行其道的后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差别。
福柯理论意义在于，它使法国后结构理论界对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引起批判性质疑，从而为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扫清了道路。
另一个著名的结构主义理论家普兰查斯是来自希腊的青年理论家，曾经加入过希腊共产党，1960年到法国求学，师从阿尔都塞。
普兰查斯1979年辞世，时年43岁，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却留下五部令人瞩目的著作：《政治权利和社会阶级》（1968）、《法西斯主义和独裁——第三国际和法西斯主义问题》（1970）、《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1974）、《独裁的危机：葡萄牙、希腊、西班牙》（1975）和《国家、权力、社会主义》（1978）。
这些著作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阐述了国家理论和阶级理论，被一些评论家认为是70年代中西方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家。
普兰查斯著作所触及的问题主要是当时比较敏感的问题，如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专政”
和“独裁”
的问题、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问题、资本主义国家中的工人阶级的式微问题。
但总的来说，他是带着悲观的目光去看待这些问题的，他甚至不愿也不会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去对待这些问题，所以他陷入悲观失望的泥坑而不能自拔，最终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普兰查斯理论的意义在于，他把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推向比阿尔都塞更远，在关于国家、权力和未来社会主义的策略方面比阿尔都塞更加深入、更加激进，这与80年代之后公开宣称的“后马克思主义”
已经十分接近。
考察20世纪60年代法国后马克思主义的生成还要注意另外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期的理论工作。
其代表人物是萨特的弟子塞尔日·马勒和安德烈·高兹。
马勒1927年出生于波尔多附近的一个工人家庭，曾经是法国十分活跃的激进青年，“第二次世界大战”
期间曾参加过抵抗活动，后来加入法国共产党，曾以国际青年联合会法国代表身份长驻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曾担任过法共党报记者。
苏共二十大之后，因不满法共追随苏共路线而退出法共，曾加盟《论辩》杂志编委，后来又加入法国统一社会党并成为该党的中央委员，1973年因车祸去世。
马勒1963年发表《新工人阶级》一书而闻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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