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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上，它有相当充分的合法性。
其不足之处在于，它没有认识到政治决策包括不同类型的程序和不同形式的论证这一事实，而是过于理想化地将民主过程依附于公民的道德，试图“用道德来约束政治”
。
在一个多元文化社会里，这是有问题的。
而在自由主义民主理论中，公民民主意志的形成不是通过公民商议、自决形成的，而是在对经济社会的法治管理过程中，通过成熟的宪政民主制度使公民的参与权得以实现。
它不像共和主义那样依靠道德来约束政治，而是通过法治程序规约政治。
但是这种民主易于沦为“以投票为中心”
的政治，从而使得公共权力的合法性不足。
为了重建晚期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哈贝马斯试图调和自由主义民主和共和主义民主。
他从共和主义中吸收了政治参与的概念，坚持了人民主权的价值取向；从自由主义中吸收了制度和法律的概念，坚持宪法和法治的实践理性，并“用一种理想的商谈和决策程序把它们融合了起来。
这种民主程序在协商、自我理解的话语以及公正话语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有机的联系……这样，实践理性就从普遍主义的人权或一定共同体的道德当中抽身出来，还原成为话语原则和论证形式，它们从交往行为的有效性基础，说到底，就是从语言交往结构当中获得了其规范内涵”
[3]，从而构建了第三种民主模式。
“我想提出第三种民主模式，它正是建立在一些交往前提之上，有了这些交往前提，政治过程就可以预测到它会带来的理性后果，因为它在一种广泛的意义上表现为话语样式。”
[4]这种“话语模式”
的民主也就是“话语民主”
。
（二）协商与交往行动理论
哈贝马斯的话语民主理论建立在其协商（discourse）理论的基础上。
协商是一种正式的、理想化的交往行动（uion）。
在介绍其话语民主理论内涵之前，我们简要勾勒哈贝马斯的协商和交往行动理论。
现代社会是一个充满着歧见甚至矛盾的多元社会，那么人们如何在存在多种价值规范和不同利益诉求中，通过平等、自由的辩论、协商对话形成共识呢？这实质上也就是民主如何可能的问题。
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也就是试图解决这一问题，从而为话语民主提供哲学基础。
哈贝马斯对交往行动的阐述是从以下问题开始的：语言如何具备以共识和合作而非强制或操纵的方式来协调行为的能力？人与人之间行为的协调，依赖说话各方通过语言达成理解和共识得以实现，哈贝马斯把这样的言语行为称为交往行动。
他认为，交往行动的概念所涉及的，是个人之间具有（口头上或外部行动方面）的关系，至少是两个以上的具有语言能力和行动能力的主体的内部活动。
行动者试图按照行动状况，以便自己的行动计划和行动得到意见一致的安排。
从这一概念中，我们可以看出，第一，交往行动是指两个以上的主体，体现出了主体间性。
参加交往行动的主体必须满足以下条件：①说出某种可理解的东西；②使自己成为可理解的；③与他人（听者）达成相互理解或共识。
主体只有满足以上条件才能参与交往行动。
交往参与者自始至终都应视对方为主体并互相尊重，主体之间良好的关系是交往行为得以发生和深入进行的前提。
这种交往不同于只表现为单向度的主客体关系的工具理性，而是一种主体间性。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社会中的理性已经不再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把范围局限于自然与人之间，在当今社会中，“需要解释的现象，已不再是对客观自然的认识和征服，而是可以达到沟通的主体间性——不管是在人际关系层面上，还是在内心层面上。
研究的焦点也因此而从认知—工具理性转向了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的范式不是单个主体与可以反映和掌握的客观世界中的事物的关系，而是主体间性关系，当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相互进行沟通时，他们就具备了主体间性关系”
。
[5]简单来说，主体间性即互为主体，而不是把对方看做客体，双方处于平等的地位，互相倾向对方的感受，理解对方，这里的对方既可以指他者，也可以指自己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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