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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内容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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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泽克认为征兆是以快感为核心的欲望真实的对应物，是围绕快感的实体的真正内核构建起来的符号秩序和意指框架，无意识的实在界将在其中现身。
但征兆与实在界的关系并不是形式与内容、现象与本质的对应关系，征兆所代表的符号界与实在界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关系，主体原本的丰富性在极端外在的符号网络之中被禁欲、肢解和分化，符号界无法提供对实在界的原本再现，恰恰相反，它是对实在界的消解和伤害。
经过象征符号系统塑造的主体丧失了原本的真实状态，主体社会化的完成实际上标志着它自身的异化和残缺，显示了符号结构的短缺和局限性，齐泽克指出：“如果我们要作一个抽象，如果我们要削减不同的主体化模型的全部丰富性，削减在‘主体’经历其主体位置时所呈现出来的体验的丰富性，那么残存的就只能是一个要用这种丰富性来填补的空位；这一原初的空隙，符号结构的这一短缺，就是主体，就是能指的主体。
因此主体是要与主体化的结果严格对立的事物：主体化所掩饰的事物并非前主体或超主体的书写过程，而是结构中的短缺，这种短缺就是主体。”
[28]齐泽克沿用拉康的说法，把主体称为能指的主体，即只是象征界中符号的音响形象等感性特征，内在却是短缺和空无的，但原初的欲望驱使人寻求失去的丰富性和真实性，形成人心灵深处实在界与符号界的对抗，是人行为的内在驱动力，如齐泽克指出的：“实在界即惰性呈现、实证性的丰富性，实在界中什么都不缺少——即是说，短缺仅仅是由符号化引入的；短缺是引入了空隙的能指，是实在界中的缺席。
但与此同时，实在界本质上又是处于符号秩序中间的一个洞穴、缺口和开口——它是这样的短缺，符号秩序正是围绕着它被构建起来的。
实在界作为出发点、根基，它是没有短缺的实证性的丰满性；与此相反，作为符号化的产物和剩余，实在界是由符号结构所创造和环绕的空隙和空无。”
[29]
实在界是符号界存在的基础和依据，但由于实在界本身是不可知的深渊，人们只能通过作为征兆的符号结构认识和了解它，揭示符号界中隐含的无意识结构。
由于作为能指网络的符号系统具有构建意义的功能，征兆的意义往往是通过主体的能指运作构造出来赋予它的，而不是客观存在和历史发展过程的反映，因此征兆不可能是历史性的，其意义总是由主体能指在事后回溯性地构建并赋予的，如齐泽克指出的：“而且在全部征兆中，我们恰恰是在‘造就过去’——我们在制造有关过去的符号性现实，有关长久以来为人遗忘的创伤性事件的符号性现实。”
[30]因此征兆中蕴涵着一个基本的悖论即符号界与实在界的矛盾，实在界是被符号所建构的，并非原本的完整的实在界，由于符号结构不能满足原本欲望的追求，欲望只能自己制造出幻象，在想象中实现主体与欲望对象的虚幻统一，来逃避内在创伤的痛苦。
因此征兆是主体身份的支撑，主体只有在征兆中才能被社会理解和接受，在这种意义上，是征兆塑造了社会化的人，因此齐泽克借用拉康的术语，把主体称为“征兆合成人”
，他强调：“征兆，作为征兆合成人的征兆，从字面上看，是我们惟一的实体，是对我们存在的惟一的实证支撑，是赋予主体以一致性的惟一之处。”
[31]社会就是征兆合成人的集合，其中也存在着实在界，就是社会对抗、裂口和创伤，它们通过符号秩序显现出来，齐泽克认为社会现实就是围绕着实在界和创伤结构起来的。”
社会对抗现象的心理根源在于符号界和实在界的矛盾关系，通过征兆展现出来。
意识形态通过提供一种被社会成员广泛认同的崇高幻象来添补符号结构的短缺，缓和真实的社会对抗，掩盖和文饰社会的裂口，而个体通过对崇高幻象客体的追求力图超越符号界的压抑和阉割，在想象中实现自我的完整统一，如齐泽克指出的：“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我们可以适当地使用幻象这一概念：这里同样‘没有阶级关系’，社会总是被对抗性的裂口所穿越，而对抗性的分裂是无法整合成符号秩序的。
社会意识形态的幻象的赌注是要构建一个有关真正存在的社会的景观，构建一个没有被对抗性的分工所割裂的社会，构建一个其各部分的关系呈现有机性、互补性的社会。”
[32]齐泽克认为社会的分裂与对抗不是由其内在矛盾造成的，而是一种外在性的分裂，即政治压迫、经济剥削等不公正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以文本形式自我标榜的超越于权力策略影响的理性论辩、洞见之间的裂缝，这种外在性分裂为一种“内在的外在性”
和一种“外在的外在性”
，所谓内在的外在性是意识形态通过话语和文本机制表达的象征性的秩序，而外在的外在性是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机器”
（ISA）概念所表达的作为意识形态理论和实践载体与物化形态的社会仪式、机构等。
齐泽克又将内在的外在性称为文本本身的外在性，将外在的外在性称为超文本的社会现实的外在性。
而超文本的社会现实本身又分裂为通过意识形态机器（ISA）从上至下主导和规范个体生活的制度上的外在，和以商品拜物教为代表的产生于个体的自下而上的超制度的外在活动，齐泽克指出：“这种ISA与商品拜物教之间——永远已经与意识形态本身相关的物质性（赋予意识形态实体的物质的、有效的机器）和永远已经与物质性本身相关的意识形态（生产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对抗最终是国家与市场，‘从上面’组织社会的外在的上级代理机构和社会‘自发的’自我组织之间的对抗。”
[33]齐泽克后精神分析的意识形态理论就是通过对这一系列对抗现象的分析展开的，他认为精神分析的目的就是通过阐释征兆穿越意识形态幻象，揭示作为快感内核的实在界，因此征兆辩证法是其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依据。
对否定性的强调是齐泽克的征兆辩证法及其理论的重要特征，这是由其思想来源和理论背景决定的，如格莱·戴里指出的：“齐泽克的范式——如果我们可以用这一术语——的活力来自于两大主要哲学资源：德国观念论和精神分析。
对于两者，齐泽克关注的中心都是存在法则中的一种特定的缺失—过度（failureexcess），在德国观念论中，这一方面通过‘我思’和主体性本身内在的、构成性的、不可解释的‘疯狂’（madness）越来越明显。
在康德、谢林、黑格尔那里分别表述为‘恶魔般的恶’（diabolicalevil）、‘自我的黑夜’（nightoftheself）、‘世界的黑夜’（nightoftheworld），其中的关键是他们逐渐把否定性（y）强调为所有存在的根本的（和不可消除的）背景。”
[34]齐泽克的征兆辩证法围绕征兆与实在界的矛盾关系展开，他认为实在界本质上是一种无法控制的过量的否定性、一种原初的对抗性，他强调：“我们阐明一个用来界定主体的命题，我们失败了，我们体验了绝对的矛盾，体验了主语和谓语之间的极端的否定性关系——这一绝对的不和谐就是作为绝对的否定性的主体。”
[35]主体所处的社会中存在的一些“社会对抗”
“社会矛盾”
其实是一种社会创伤，是社会的实在界，构成主体的生存处境，主体为了逃离实在界的创伤和痛苦，只能通过想象制造出幻象，满足原本欲望的追求，在想象中实现主体与欲望对象的虚幻统一。
意识形态就是典型的幻象，体现了实在界对大他者符号秩序所提出的问题的回答，它为了满足主体欲望的需求，具有超越日常事物的崇高性，这种崇高性是意识形态客体的特质，而崇高性是由主体的否定性决定的，齐泽克指出：“崇高不再是（经验的）客体，它通过其不适当性指明了先验的自在之物（理念）之维；而是这样的客体，它占据了位置，取代、填补了作为空隙和作为绝对否定性的纯粹乌有的原质的空位——崇高是这样的客体，其实证性躯体只是乌有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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