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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因此，崇高客体本身没有客观物质性，它不是一种经验的、实在的客体，而是作为绝对否定性主体的一种替身，是一种缺乏自身连续性纯粹的相似物，它体现了大他者、符号秩序中的短缺，它占据了符号秩序不可能性的位置，填补了主体欲望的结构性缺失，为主体提供了某种内容，主体的存在就寄身于这种崇高客体之中。
齐泽克还借用拉康解释的康德的否定量思想强调否定性的关键作用：“康德提出了个新鲜的概念：否定量。
在主体的无限和欲望的有限间起中介作用的只有通过康德所说的‘否定量’才能完成干涉。”
[37]齐泽克认为如果欲望不是实在物体，是无休止地变动的换喻，没有任何实在物体能够填补其结构性缺失，那么如何解释欲望的动因，使不断变幻的主体具体到有限物体上？他认为只能通过拉康揭示的康德所说的“否定量”
的中介作用，这一否定量就是作为主体创伤性内核的实在界或原质，它是主体在经历了符号化过程后的残余，它占据了欲望的不可能的实在客体的位置，在再现的领域里，以否定的方式提供了有关无法再现的事物之维的图景，现象与自在之物之间的分裂和差距以否定的方式被消除。
齐泽克还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中的否定思想为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否定性成因做论证，他认为黑格尔保留了有关崇高的辩证运动时刻，作为崇高客体的理念是通过纯粹否定性呈现抵达的，现象性对原质的不充分性是呈现原质的唯一方式，黑格尔否定之否定规律揭示的不是抽象的逻辑同一性，而是作为实体的主体内在对抗的展现，他指出：“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并不是指经历痛苦的分裂与异化之后神奇地回归于同一性（identity），而是去中心（detred）的他者对主体傲慢的复仇：第一次否定在于主体对社会实体的反抗（扰乱社会安宁的‘犯罪’行为），而接下来的‘否定之否定’只不过是实体的复仇。”
[38]齐泽克认为黑格尔那里作为崇高客体的自在之物并不是处于现象彼岸的实证性的存在，它就是激进的否定性自身，“黑格尔的立场是，现象性之外，再现领域之外，没有任何东西。
对于激进否定性的体验，对于一切现象对理念的不适当性的体验，对于现象与理念两者之间的严重割裂的体验，已经成为作为‘纯粹的’、激进的否定性的理念本身”
。
[39]作为否定体验的幻象通过占据原质的不可能性的位置使得主体可以维持形式上的统一性，意识形态幻象本身恰恰就是这种再现现象世界的直接的否定性方式。
齐泽克认为崇高客体的这一特性在黑格尔的逻辑中体现为无限判断。
无限判断指的是主词和谓词完全不相关的判断，其肯定形式是同义反复，如“上帝就是上帝”
“国家就是国家”
等；其否定形式是对无关联的事物的否定，如“君主不是土地”
“精神不是桌子”
等，黑格尔认为无限判断是一种无意义的荒谬的判断。
齐泽克对无限判断的内涵作了发挥，认为除了肯定形式和否定形式外，无限判断还有第三种形式，即对明显“无意义的”
表示赞成的形式，如黑格尔的“财富即自我”
“国家即君主”
“精神是块头盖骨”
等命题。
在这种形式中，主体和客体是极端矛盾和不相容的，它增强了已经在否定判断中起作用的否定性，或者使它产生了自我指涉，它的形式上的肯定实际上是通过极端的否定实现的，而正是这种逻辑上的荒谬和不合常规才会给人带来极端的矛盾感，产生崇高的情感体验。
意识形态幻象的产生机制与特征也是如此，其表面象征身份的同一性和连贯性是通过内在的极端否定实现的，否定性是征兆辩证法的展现形式，体现了齐泽克的辩证法思想。
（四）詹姆逊的认知测绘方法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的身份比较特殊，他反对误读、歪曲和抛弃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在总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是积极拥护的，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有重大不同。
为此，有人认为他是一位严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而不应当把他归为“后马克思主义”
之列，在他作为后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身份问题上存在争议。
但根据后马克思主义是“试图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后现代主义思想结合起来的思潮”
这一标准，通过对他的学术路向、思想内容和方法的考察，我们可以认为，詹姆逊属于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列，但他与其他后马克思主义者具有重大差别，他是一位左翼后马克思主义者。
[40]对他的辩证法观的考察可以帮助我们深入认识后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多元性与复杂性。
詹姆逊的方法既借鉴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又反映了解构主义、激进解释学等后现代主义的精神，他提出的认知测绘方法就体现了他方法论的特点。
“认知测绘”
原本是一个心理学概念，凯文·林希在《城市的意象》一书用这一概念标识人们对城市的直接感知与对城市的总体感知间的关系，基于人们对城市的空间体验展开分析，强调人们不能依靠直接经验把握所处城市的整体，需要通过“认知测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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