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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他们在分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
时认为，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的正统”
的第二个例子，它比拉布利奥拉更激进和更系统的努力，它要使起点多样化，要增加理论范畴以及使特殊决定的社会领域自主化。
[6]他们认为，三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立论介入形式与新的策略观紧密联系，试图限制“历史必然性”
的有效领域。
新斗争阵线主张以社会复杂性为基础，并以不可还原的方式去思考主体立场而不是阶级的特殊性。
第一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是以马科斯·阿德勒的哲学重构和他的新康德主义特殊形式有关。
拉克劳和墨菲认为这种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再思考产生了“大量的解放作用”
：它的要求能被置于超出阶级束缚的普遍性形式之中；它打破了自然主义的社会关系概念，通过详细阐述“社会的先验”
把严格话语要素引入社会客观性的构造之中；它允许马克思主义去把上层建筑的形成理解为建立在意识形式上，而不是自然主义的生产力运动形式上。
第二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是把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区别置于疑问之中。
例如鲍威尔试图表明，把经济理解成由内在逻辑控制的同质领域，在垄断帝国主义时期政治、技术组织和科学的变革日渐成为工业机构的一部分是非常错误的。
按照他的观点，如果竞争的规律先前作为自然力量发挥作用，它们现在必须通过人们的精神才能起作用。
强调国家与经济之间结合的发展，在20世纪20年代导致了关于“组织资本主义”
的讨论。
关于资本主义新结构产生的破裂和对抗点方面的观点也发生改变：它们现在不再被单独放在生产关系之中了，而是被置于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结构领域之内。
因此，新的重要性也被归于既非在进化也不是在改良主义上的分散的日复一日斗争，以及通过政治关系因素获得的新的意义。
第三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新的主体立场和确保与阶级简化论断绝关系，这方面表现明显的是鲍威尔和卡尔·伦纳的有关法律制度的著作。
拉克劳和墨菲由此得出结论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策略介入的模式就是：在自主政治介入的实践作用被拓宽的范围内，“历史必然性”
话语失去了它的适用性并且退回到社会地平线上。
[7]于是，拉克劳和墨菲要求“更多新的话语形式去占领左派留下的真空”
。
这些“新的话语形式”
实际上就是第二国际所盛行的“修正马克思主义”
的话语。
例如，拉克劳和墨菲对于伯恩斯坦的观点持同情的态度，认为伯恩斯坦并没有否认马克思主义部分的科学特征，但是他拒绝把这个特征扩展到形成一个封闭体系以便覆盖整个政治预言领域；认为伯恩斯坦有三个方面拒绝作为封闭科学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的思考：首先，马克思主义没有成功地表明社会主义将随着资本主义的崩溃到来；其次，因为历史不单纯是客观过程起重要作用，这一点是不能被证明的。
因此，历史只能被解释为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再次，因为社会主义是一个党的纲领并因此建立在伦理或谬误必须完全被接受的客观陈述上。
因此，伦理主体的自发性是伯恩斯坦中介决定论的基础。
[8]拉克劳和墨菲认为，由上述几点理由，就可以澄清为什么在伯恩斯坦那里，政治的自发性可以接受改良主义和渐进主义的策略联系起来。
又如，拉克劳和墨菲十分赞赏工团主义者索列尔的观点。
他们认为，索列尔比伯恩斯坦或任何正统理论家更清晰地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尺度，并且他还意识到为了让人满意地克服矛盾必须提出的价值理论。
他们还认为，在索列尔那里，我们发现不仅“偶然性”
和“自由”
领域的基本原理代替了破碎的必然性链条，而且还有关于重构总体化作用的新领域、“偶然性逻辑”
的特殊的努力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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