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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盖集续编》）到广州后，起初他和我同住在中山大学中最中央而最高的处所，通称“大钟楼”
，后来搬出学校，租了白云楼的一组仍旧合居。
“……我这楼外却不同：满天炎热的阳光，时而如绳的暴雨；前面的小港中是十几只蛋户的船，一船一家，一家一世界，谈笑哭骂，具有大都市中的悲欢。
也仿佛觉得不知那里有青春的生命沦亡，或者正被杀戮，或者正在呻吟，或者正在‘经营腐烂事业’和作这事业的材料。
然而我却渐渐知道这虽然沉默的都市中，还有我的生命存在，纵已节节败退，我实未尝沦亡。”
（《小约翰·引言》）诸位请读《两地书》，及《三闲集》里的《怎么写》《在钟楼上》两篇，便可以知道那时期他的生活的大略。
我不知道他在厦门大学担任什么科目，至于在中山大学，则任文学论和中国文学史等，因为选修文学论的学生人数太多，以致上课时间排在晚上，教室用大礼堂。
这期的著作如下：
通讯《两地书》（与景宋合著）
回忆文《朝花夕拾》（后半部）
杂感集《华盖集续编的续编》（附在《华盖集续编》之后）
杂感集《而已集》
讲义《中国文学史》（未完）
七、上海工作时期，四十七至五十六岁（十六年秋—二十五年十月十九日，即一九二七—一九三六），国家大事有十七年的北伐成功及五三济南事件，二十年九一八后东四省的沦亡，二十一年“一·二八”
上海之战。
这十年之间，国难的严重，日甚一日，鲁迅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国内政治的不上轨道，上海文坛的浅薄空虚，一点也不肯放松，挺身而出，“奋笔弹射，无所避回”
，于是身在围攻，禁锢之中，而气不稍馁，始终奋斗，决不屈服。
这时期可以称为短评时期。
他的短评，都像短兵相接，篇篇是诗，精悍无比。
不识者奚落他，称之为“杂感家”
，殊不知这正是他的战士生活的特色。
他不想做什么领袖，也没有“藏之名山”
的意思，以为一切应时的文字，应该任其消灭的。
《热风》序文里说得好：“……几个朋友却以为现状和那时并没有大两样，也还可以存留，给我编辑起来了。
这正是我所悲哀的。
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疥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
所以他的十多本杂感集大都是应时而作，只要时弊快快去掉，则他的文字本来愿意欢欢喜喜地消灭。
上海不是个好住处，不说别的，单是空中的煤灰和邻居的电线电收音，已经够使他心烦气闷了。
他常对我说，颇想离开上海，仍回北平，因为有北平图书馆可以利用，愿意将未完的《中国文学史》全部写成。
它的大纲早已成竹在胸，分章是《思无邪》《离骚与反离骚》《药与酒》……他的观察史实，总是比别人深一层，能发别人所未发，所以每章都有独到的见解。
我们试读《而已集》里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便可窥见一斑。
这是他的《中国文学史》的一段，思想很新颖，议论很透辟，将一千六百年前人物的真相发露出来，成了完全和旧说不同的样子。
我正盼望这部大著作能够早日观成，不料他竟赍志以殁，连腹稿也同埋地下，这是无可弥补的大损失！
近年来，他写文章之外，更致力于大众艺术和大众语文。
前者是提倡版画，因其好玩，简便，而且有用，认为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他个人首先搜集了许多件英、俄、德、法、日本的名刻，有时借给别人去展览，有时用玻璃版翻印出来，如《士敏土之图》《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使艺术学徒有所观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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