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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曾用“人的依赖关系”
来概括人的这种生存状态，认为这是前现代社会人的存在状态的本质特征：“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从而也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越表现为不独立，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
[1]很清楚，在人的这种存在状态中，个人必然成为共同体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工具。
把人视为物的工具，就是在物与人的关系中，把物视为人的主宰，认为物具有最高的绝对价值，有着对人无条件的支配性和主宰权。
马克思曾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
来描述这种人的生存状态，认为在这种状态中，“活动的社会性，正如产品的社会形式以及个人对生产的参与，在这里表现为对于个人是异己的东西，表现为物的东西；不是表现为个人互相间的关系，而是表现为他们从属于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是不以个人为转移而存在的，并且是从毫不相干的个人互相冲突中产生出来的”
[2]。
很显然，在这种情况下，人的价值必然还原为“物的价值”
，人沦为“物化”
的存在，成为物的手段和工具。
人成为历史的工具，即是说把人视为实现某历史目的和意义的工具与手段。
按照这种观点，人类历史遵循着自然界一样的因果必然性，在历史的这种铁的必然性面前，人所能做的是放弃自我选择，无条件服从这种必然性，受历史必然性的驱策，做它的工具。
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对此做了十分明确的表述：面对“绝对必然性”
的世界历史，“自古到今努力的目标，也就是茫茫大地上千秋万岁一切牺牲的祭坛”
[3]，人的“欲望、兴趣和活动”
，都不过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使这目的具有意识，并且实现这目的——所用的手段和工具”
[4]。
以上三者，虽然在具体表现形式和内涵上并不完全相同，但只要人成为手段和工具，他实质上就是被视为如同物一样的被规定、被支配的存在。
在此条件下，是根本谈不上人的尊严和幸福的。
因此，人的尊严和幸福要成为可能，就必须克服人被工具化的命运，把人确立为真正的目的。
在此方面，马克思哲学继承德国古典哲学的优秀遗产，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康德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者，在哲学史上第一次深刻论证了“人是目的”
这一思想。
康德在其哲学体系中自觉区分了理论理性与价值理性并由此区分了“认知主体”
与“价值主体”
，前者所面对的是受机械因果必然性规律支配的“自然界”
，而后者所面对的则是由自由规律所规定的人的实践领域。
在前者那里，“任何东西都不能由自由概念来解释，而在这里自然的机械作用必须始终构成向导”
[5]，但后者恰恰要超越自然的机械作用而成为自由和自律的，“德性的唯一原则就在于它对于一切法则的一切质料（亦即欲求的客体）的独立性，同时还在于通过一个准则必定具有的单纯立法形式来决定意愿。
……道德法则无非表达了纯粹实践理性的自律，亦即自由的自律，而这种自律本身就是一切准则的形式条件，唯有在这个条件下，一切准则才能与最高实践法则符合一致”
[6]。
因此，人服膺于道德价值法则，就是服从自己的自由意志，因而也就是确立自身作为价值主体的存在。
随着人成为“价值主体”
，人作为至高无上的目的也得以确立：“每个有理性的东西都必须服从于这样的规律：不论是谁在任何时候都不应把自己和他人仅仅当作工具，而应该永远看作自身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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