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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一共识引起了他们对社会问题的普遍兴趣，而在这一兴趣中，焦点则是市民社会。
在德国古典哲学的肇始人——康德那里，市民社会乃是他最重视的话题之一。
在《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一文（1784）中，他就为人类提出了这样的使命：“大自然迫使人类去加以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建立一个普遍法治的公民社会。”
[9]在康德看来，这正是人类在政治生活中追求的伟大理想。
在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1821）中，市民社会是作为家庭和国家之间的中间环节而出现的，它的地位是如此之重要，以至于黑格尔这样写道：“整个市民社会是中介的基地；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癖性、一切秉赋、一切有关出生和幸运的偶然性都自由地活跃着；又在这一基地上一切**的巨浪，汹涌澎湃，它们仅仅受到向它们放射光芒的理性的节制。”
[10]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正是市民实际生活的领地，它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具有如下的特征：“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他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因此，其他人便成为特殊的人达到目的的手段。”
[11]这个观点可以说是把康德关于“人是目的”
的观点现实化了，因为与康德不同，黑格尔从英国古典经济学那里获得了观察社会问题的灵感。
马克思高度重视德国古典哲学家，尤其是黑格尔关于市民社会的理论。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中，马克思以很大的篇幅摘录并评论了黑格尔的市民社会理论，揭示了其唯心主义的特征。
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1843）中，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这种自私生活的一切前提正是作为市民社会的特性继续存在于国家范围以外，存在于市民社会。
……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别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成为外力随意摆布的玩物。”
[12]毋庸讳言，这段论述仍然体现出黑格尔的观点对马克思的影响。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把市民社会作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而把“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
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
。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所制约、同时也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
……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13]在这段论述中，马克思不但开始以自己的语言来规定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而且赋予这一概念以极其重要的地位，即把它理解为“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
。
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初步叙述自己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时，市民社会无疑成了这一新历史观的核心概念：“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
[14]这也印证了我们上面叙述过的观点，即从费尔巴哈的直观唯物主义出发，是引申不出历史唯物主义结论的，正如马克思早已告诫我们的：“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
[15]从上面的论述可以发现，市民社会概念乃是德国古典哲学遗产的根本性的内容之一。
（三）实践
深受希腊哲学，尤其是亚里士多德哲学影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都十分重视实践问题。
众所周知，康德把理性区分为“思辨理性”
和“实践理性”
。
在《判断力批判》（1790）中，他进一步提出了“两种实践”
的概念：一种是“遵循自然概念的实践”
（dasPraktisaturbegriffen），即人们们运用思辨理性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活动；另一种是“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
（demPraktisachdemFreiheitsbegriffe），即人们在实践理性指导下的道德活动。
在康德看来，实践理性优于思辨理性，“因为一切关切归根结底都是实践的，甚至思辨理性的关切也仅仅是有条件的，只有在实践的应用中才是完整的。”
[16]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尽管“遵循自由概念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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