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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人们的道德活动拥有更高的位置，但一方面，空洞的义务使它具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它与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又是相分离的。
如果说，费希特也像康德一样，满足于谈论单纯义务的、形式主义的道德实践活动，那么，黑格尔则通过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深入研究，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基础性的实践活动，即劳动。
在《伦理体系》（1802—1803）、《实在哲学》（1803—1806）、《精神现象学》（1807）等著作中，黑格尔对劳动的本质、劳动过程中出现的异化等现象做出了深刻的剖析。
马克思对康德哲学做了高度的评价，把它称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17]，并强调，康德哲学的革命内涵主要是通过他高扬的实践理性而表达出来的，以至于“18世纪末德国的状况完全反映在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中”
。
[18]但马克思不赞成康德把实践窄化为道德活动，窄化为关于“善良意志”
的空洞的说教。
事实上，由于康德只是从单纯道德行为的角度去理解法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活动，“因此当这种强有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以恐怖统治和无耻的资产阶级钻营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德国小资产阶级者就在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实践面前畏缩倒退了”
。
[19]在马克思看来，尽管康德高扬了实践理性的重要性，但他对实践的理解仍然打着软弱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烙印。
马克思也高度评价了黑格尔对实践概念的发展做出的积极贡献：“黑格尔的《现象学》及其最后成果——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的伟大之处首先在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失去对象，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因而，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
[20]在黑格尔的语境中，尽管“劳动”
只是“抽象的精神劳动”
的代名词，但他考察实践问题的独特视角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马克思既不赞成康德把道德实践活动与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割裂开来并对立起来，也不赞成黑格尔只是在“抽象的精神劳动”
的层面上来谈论劳动这一实践的基本形式。
马克思倡导的是统一的、现实的实践概念。
他写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
[21]也就是说，在观察、思考一切社会现象时，马克思都把“实践”
与“直观”
对立起来，把“感性的人的活动”
与“抽象的思辨”
对立起来。
马克思不仅把实践理解为全部社会生活的本质，理解为检验任何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的标准，而且也把它理解为自己的哲学与一切传统的哲学之间的分水岭。
马克思甚至把自己的哲学也称为“实践唯物主义”
。
我们发现，马克思主要是沿着以下两个方向来改造并提升实践概念的。
一方面，他远比黑格尔深入地研究了英国古典经济学，揭示出实践的基本形式——生产劳动在人类生存活动和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基础性作用，提出了“异化劳动”
（diee）的重要概念，分析了“异化劳动”
引起的种种后果，主张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废除私有制，扬弃异化，达到人性的复归。
另一方面，他与康德、费希特不同，他并不满足于抽象的道德说教和纯粹义务论式的道德实践活动，而是在统一的实践概念中抉出了社会革命这一重要的维度，并主张：“……实际上和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说来，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
[22]这就极大地丰富了德国古典哲学家关于实践概念的内涵，使之脱离了德国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狭隘眼界。
[23]
所有这些论述都表明，在马克思的理论视野中，实践问题乃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最基本的遗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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