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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逻辑与思想史一致的观念。
马克思在深入研究经济史的基础上指出：
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
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
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
（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
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53]
马克思在这里谈论的虽然是经济史和经济范畴的问题，却对我们思考哲学史与逻辑范畴的关系有着直接的启发作用。
在马克思看来，经济范畴与经济史的关系不但不是一致的，而且“恰好相反”
。
马克思不但不追随黑格尔去侈谈逻辑与思想史的一致性，相反指出，范畴的次序主要取决于它们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关系。
事实上，以黑格尔的方式侈谈这种虚幻的一致性，必然会形成一种逻辑对历史的暴力，必然会把超出黑格尔这样的哲学家的理论预设的哲学史思想资源作为偶然性的因素加以排斥。
事实上，黑格尔自己就说过：
全部哲学史是一有必然性的、有次序的进程。
这进程本身是合理性的，为理念所规定的。
偶然性必须于进入哲学领域时立即排除掉。
概念的发展在哲学里面是必然的，同样概念发展的历史也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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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这里，对于不同的哲学史家来说，确定哲学史上的哪些思想资源是可以加以排除的“偶然性”
，具有明显的任意性。
比如，众所周知，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学说在西方哲学史的发展进程中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他的代表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发表于1819年，他也曾和黑格尔一起在柏林大学开课，但黑格尔按照自己的理性主义的思维习惯，完全忽略了叔本华的历史作用。
这充分表明，按照他对西方哲学史发展的内在逻辑的理解，叔本华的思想完全可以作为偶然性的东西加以排除。
同样地，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关于逻辑与思想史一致的观点时，也委婉地批评这一观点可能造成的逻辑对历史的暴力，即对历史上一些无法纳入到逻辑框架中的重要的例外因素的忽略。
马克思在指出经济范畴的发展大致上从简单到复杂的演化方式的情况下，马上指出了例外的情况：
可以说，有一些十分发展的、但在历史上还不成熟的社会形式，其中有最高级的经济形式，如协作、发达的分工等等，却不存在任何货币，秘鲁就是一个例子。
[55]
这充分表明，马克思不赞成以抽象的方式谈论历史与思想史的一致、逻辑范畴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等，因为这种谈论方式在忽略重要思想资源的同时，也会造成一种武断的研究态度。
我们知道，在这一点上，文德尔班也持类似的态度。
他在肯定黑格尔的哲学史观包含着真知灼见的基础上，也批评道：
因为他[黑格尔]相信，上述“范畴”
出现在历史上的哲学体系中的年代次序，必然地要与这些同一范畴作为“真理因素”
出现在最后的哲学体系（即按照黑格尔的意见，是他自己的体系）的逻辑结构中的逻辑体系次序相适应。
这样，本来是正确的基本思想，在某种哲学体系的控制下，导致了哲学史的结构错误，从而经常违背历史事实。
……事实上，哲学的历史发展是一幅与此完全不同的图案。
它不是单独依靠“人类”
或者甚至“宇宙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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