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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对马克思哲学基础理论进行描述的相应的问题域也被制定出来了。
这一问题域主要是由以下7个问题构成的：1.思维（意识）与存在、精神与物质（自然）的关系，即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
；2.认识的起源、本质和辩证的发展过程；3.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4.自然辩证法；5.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的一致性；6.真理的客观性，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7.哲学史上的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之争。
谁都不会否认，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域支配着苏联、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理论界，规约着哲学家们的思考方向。
二、马克思手稿、遗著和笔记中蕴含的阐释路径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随着马克思的手稿、遗著和笔记的陆续出版，随着人们对马克思哲学研究的深入，上面我们已论述过的那种对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关系的传统的解释模式，以及在这一模式的基础上形成起来的对马克思哲学的特定的问题域的理解也开始面临挑战。
显然，在新发表的马克思的文稿中，与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关系最为密切的是以下四个文本：
一是马克思写于1843年，而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27年第一次用原文发表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这部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一书中的第261—313节做了全面的分析和批判。
马克思手稿的第一页没有保留下来。
所以，现在这个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上去的，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至多通过《德法年鉴》读到《〈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却不可能读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这部手稿。
这部手稿问世后受到了不少学者的高度重视。
比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德拉-沃尔佩把这部手稿译为意文，并认为它是马克思的最重要的文本之一。
特别是1989年以来，各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反省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时，普遍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重视法律，从而普遍加强了对马克思的法哲学思想，尤其是对《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一书的研究。
二是马克思写于1844年4—8月，第一次全文发表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32年国际版第一部分第三卷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巴黎手稿》）。
在这部手稿的哲学部分，马克思着重分析了作为黑格尔哲学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的《精神现象学》。
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没有提到这一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当然都不可能读到过这部手稿。
正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显示出马克思和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一书的重要联系一样，《巴黎手稿》则表明了马克思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一书的重要联系。
《巴黎手稿》发表后立即在国际学术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马尔库塞于同年发表了题为《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的长篇论文，指出：
马克思在1844年写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发表必将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些手稿使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起源、初始含义及整个“科学社会主义”
理论的讨论置于新的基础之上，这些手稿也使人们能用一种更加富有成效的方法提出关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实际关系这个问题。
[11]
在马尔库塞看来，《巴黎手稿》已经表明，在黑格尔的著作中，马克思特别感兴趣的是《精神现象学》。
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45—1846年，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2年第一次全部用原文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这部手稿除了第二卷第四章曾发表于《威斯特伐里亚汽船》杂志1847年8月号和9月号外，其余部分（缺第二卷第二、第三章），特别是对理解马克思和黑格尔关系最为重要的第一卷第一章，普列汉诺夫和列宁都不可能见到过。
由于这部手稿的主要目的是批判以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为代表的历史哲学理论，因而其中频繁地提及或引证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历史哲学》、《法哲学原理》、《宗教哲学》、《哲学史讲演录》等著作。
无疑地，这部手稿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四是马克思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这部手稿于1939年和1941年曾以原文分两册在莫斯科出版，当时编者加的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草稿）》。
这部手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也未接触过，它出版后曾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重视。
阿尔弗莱特·施密特认为，它“对于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之间的关系来说是最为重要的，然而迄今未被人们利用过”
。
[12]在施密特看来，马克思的自然观不是抽象的、与人相分离的自然观，而是以社会实践为中介的自然观。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中，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法哲学原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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