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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于印度的释迦牟尼（公元前565—前486）创立的佛教，而“变”
则对应于希腊哲学中的赫拉克利特（公元前544—前484），这完全是从其逻辑理念推演的需要出发而排列出来的次序，与哲学史上的时间的次序毫无关系。
这种充满随意性和跳跃性的、神秘化的逻辑游戏不禁使我们联想起古希腊神话中的普罗克拉斯提斯之床。
黑格尔试图用这张可怕的逻辑之床去度量哲学史和其他一切历史。
马克思早在写于1843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就已经指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在这里已经暴露无遗。”
[107]费尔巴哈在1866年3月致威廉·博林的信中回顾自己当年对黑格尔的批判时，也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在黑格尔的逻辑学的哲学面前发抖，正如生命在死亡面前发抖一样。”
[108]
在关于哲学史与逻辑的一致性问题上，黑格尔提到的“由抽象进展到具体”
的原则有一定的意义，但黑格尔从其历史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出发，自然而然地误解了这一原则，正如马克思所批评的：
黑格尔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其实，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只是思维用来掌握具体并把它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具体再现出来的方式。
但决不是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
[109]
相反，马克思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区分了两种“具体总体”
：一种是“思想总体”
（Gedaaet），它是思维综合的产物；另一种是“实在主体”
（dasRealeSubjekt），并指出：
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
因此，就是在理论方法上，主体，即社会，也必须始终作为前提浮现在表象面前。
[110]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路是，拆穿黑格尔的逻辑理念追求的虚假的具体性和总体性，返回到资产阶级社会这个实在主体上来。
实际上，马克思已经把黑格尔使用的“抽象”
和“具体”
的概念理解为实在主体中的结构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写道：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
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这种关系同表现出来的它们的自然次序或者符合历史发展的次序恰好相反。
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更不在于它们在“观念上”
（蒲鲁东）（在历史运动的一个模糊表象中）的次序，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
[111]
有趣的是，马克思不但对黑格尔的历史与逻辑一致的思想中蕴含的历史唯心主义观念持批判的态度，而且以经济范畴史为例，表明在不少场合下，时间的次序与逻辑理念的次序是“恰好相反”
的。
也就是说，马克思启示我们，在历史与逻辑之间，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致性，这种所谓一致性正是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的典型表现。
重要的不是从逻辑理念的虚假的具体性出发思考问题，而是要从资产阶级社会这一实在主体出发思考问题，就经济范畴的次序来说，完全取决于这一实在主体的内部结构。
然而，为什么马克思如此严厉地加以批判的所谓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会在苏联、东欧和中国理论界产生如此大的影响呢？这是与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认同式的解读分不开的。
在写于1859年的《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恩格斯留下了这样一段论述：
对经济学的批判，即使按照已经得到的方法，也可以采用两种方式：按照历史或者按照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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