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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在历史上也像在它的文献的反映上一样，大体说来，发展也是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那么，政治经济学文献的历史发展就提供了批判所能遵循的自然线索，而且，大体说来，经济范畴出现的顺序同它们在逻辑发展中的顺序也是一样的。
这种形式看来有好处，就是比较明确，因为这正是跟随着现实的发展，但是实际上这种形式至多只是比较通俗而已。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并且，写经济史又不能撇开资产阶级社会的历史，这就会使工作漫无止境，因为一切准备工作都还没有做。
因此，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
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型性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
[112]
从这段论述中可以引申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从整段论述可以看出，恩格斯关于历史起点与逻辑起点的一致、关于经济范畴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次序和在逻辑中发展的次序大体一致、关于历史和逻辑各自在发展或展开中“从最简单的关系进到比较复杂的关系”
的大体上的一致等观点，与黑格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
所不同的是，黑格尔讨论的是哲学史与逻辑的一致，而恩格斯讨论的则是经济范畴史与逻辑的一致。
第二，尽管恩格斯提出，在经济范畴史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方法，历史方法或逻辑方法，但他像黑格尔一样，真正倚重的是逻辑方法，所以他认定，“逻辑的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
。
他在肯定逻辑方法重要性的时候，没有像马克思那样深入地批判黑格尔的“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
第三，虽然恩格斯强调，逻辑方式“无非是历史的方式”
，但他实际上同黑格尔一样排斥历史方法。
他认为，历史上存在着种种“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
，“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会常常打断思想进程”
。
从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恩格斯更重视的是“思想进程”
不被打断。
也就是说，他同黑格尔一样，不喜欢“实际上发生的历史”
，因为这样的历史是充满偶然性、曲折性和跳跃性的，他真正喜欢的是“被黑格尔式的逻辑范畴或思想进程整理过的、排除任何偶然性的历史”
。
当恩格斯进一步表示，“逻辑的发展完全不必限于纯抽象的领域。
相反，它需要历史的例证，需要不断接触现实”
[113]时，他完全把历史理解为逻辑的插图集，每当逻辑推演或思想进程需要的时候，就向历史索取“例证”
。
显然，在这样的逻辑暴力的统治之下，历史这门学科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它成了由一大堆“例证”
组成的碎片。
正如马克思在评论布·鲍威尔的类似的观点时所说的：“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即证明）这种消费行为服务。
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
[114]
下面，我们尝试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出发，对黑格尔关于历史与逻辑一致的观念做出批评性的总结：
其一，黑格尔讨论历史与逻辑一致的基础和出发点是历史唯心主义和“逻辑泛神论的神秘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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