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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按照这种流行的见解，异化概念似乎只是思想尚未成熟的青年马克思的专利品，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中它不但没有实质性的地位，甚至完全可以不予涉及。
显然，持有这种见解的人们没有深入地解读成熟时期的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并对这一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做出认真的反思。
笔者认为，以上三种原因既促成了“异化热”
的迅速形成，也导致了“异化热”
的突然消退。
显然，唯有冷静的、深入的理论思索，而绝不是情绪化的态度，才能真正地揭示出隐藏在马克思异化概念中的谜团，从而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的含义、实质及其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做出合理的说明。
所以，在今天，当我们冒着可能被流俗的见解讥笑的危险，而独自面对马克思的异化概念这一冰点问题时，我们正是在偿清历史的宿债。
换言之，我们不愿意马克思理论中的一颗明珠长久地被尘埃所覆盖。
本文提出如下的见解：
其一，马克思一生都使用异化概念，这一概念的发展史大致可以划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博士论文》（1840年下半年到1841年3月）、《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天）、《论犹太人问题》（1843年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3年末到1844年1月）、《詹姆士·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1844年上半年）、《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年4—8月）等著作。
第二阶段主要包括马克思的《神圣家族》（1844年9—11月）、《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春）、《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反克利盖的通告》（1846年5月）、《哲学的贫困》（1847年上半年）、《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1847年10月底）、《共产党宣言》（1847年12月—1848年1月）等著作。
第三阶段主要包括《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剩余价值学说史》（1861—1863）和《资本论》（1867）等著作。
其二，在马克思异化概念的发展中，存在着一个根本性的“视角转换”
。
这一转换主要发生在上面提到的第二个阶段上。
我们认为，青年马克思是从“道德评价优先”
[6]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而成熟时期的马克思则是从“历史评价优先”
的视角出发去看待异化现象的。
这两个视角之间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
从前者看来，异化现象是消极的，应该从道德上加以谴责；从后者看来，异化现象在历史上的出现是客观的、必然的，应该从历史评价的维度上充分肯定其积极意义。
从总体思路上看，前者从属于以抽象的人的本质为基础的、伦理意义上的共产主义或人道主义，后者则从属于以历史演化的客观必然性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
[7]
其三，异化概念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的地位不是象征性的、边缘性的，而是实质性的、基础性的。
如果说，作为异化的特殊表现方式的“拜物教”
揭开了传统的抽象物质观的神秘面纱，从而为人们接受历史唯物主义扫清了思想障碍，那么，异化的一般表现方式则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向，从而使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拱顶石的“三大社会形态”
理论得以确立。
二
我们先来考察马克思异化概念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亦即青年马克思的异化理论。
众所周知，推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文化背景是异常丰富的。
一是黑格尔的思想。
青年马克思在1837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这样写道：“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
[8]事实上，从1837年起，马克思在柏林就加入了以布·鲍威尔为首的博士俱乐部，成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一名重要成员。
二是费尔巴哈的人本学。
1841年，费尔巴哈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后，在德国思想界掀起了轩然大波。
正如戴维·麦克莱伦所指出的：
到1843年底，费尔巴哈的影响在所有那些不归附于布鲁诺·鲍威尔的青年黑格尔分子：马克思、恩格斯、赫斯、卢格和他们的热衷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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