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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索普这种持续的探索在《国家理论》中得到了集中的呈现，也就是其第二阶段策略—关系理论阐释时期，这是其国家理论走向成熟前的过渡性思想发展环节。
在策略—关系理论型构过程中，第一阶段中的英国政治文化和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接合开始受到他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研究进展的质疑。
由于雅索普开始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研究时面临的理论界的问题是经济决定论和经济还原论，因而，当时他有意识地拒绝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文本，即使触及也只是在阿尔都塞问题式下的哲学式阅读。
但是这种理论上的片面导致了太多的“政治主义”
。
理论的挫折，反向催生了雅索普回到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文本，去建构性地改变原来简单接合的理论逻辑架构，并且对原有国家理论流派思想方法再综合，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策略—关系理论。
策略—关系理论框架形成的标志就是结构与能动（策略）的辩证法的确立。
它将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特征看成一种生态统治。
要理解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必须理解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这一特征。
雅索普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统治实际上是包含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文化等具有自我指涉性、独特运行逻辑、自我演化能力和“元编码”
的自组织系统，这些功能分化的系统共同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系统，其中有一个会成为生态统治的系统。
资本主义社会是经济系统的生态统治。
但是，经济系统并不能单方面地将其意志强加给其他系统，每个自生成系统既自主运作，也依赖于其他系统的运作，甚至正常情况下的其他系统在异常环境中反而成为统治性的。
在此，雅索普受到德国社会学家卢曼自我生成理论的影响。
对卢曼而言，系统间的一方可以通过选择而规避来自另一系统对自身意义选择产生的风险，系统间交往的意义选择性使系统具有规避其他系统影响的可能性，不会有一个系统成为整个系统结构的统治性因素。
而雅索普在运用卢曼的思想时，将它与马克思主义接合了起来，“我从后期N.卢曼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系统理论在社会分析中的作用这方面的思想。
卢曼也许真的会不同意我这样运用他的观念，特别是我试图把他的自我生成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接合起来……我这里的工作目标是要拒绝这个主张”
[21]。
这种情况还表现在策略—关系理论对原有结构主义静态封闭的理论言说的超越上。
在雅索普看来，将资本主义社会看成一个生态系统，赋予经济系统多元决定地位，并不会落入结构主义的泥潭。
与其说是经济统治决定论，还不如说是作为策略—关系理论核心的结构与策略（能动）辩证法的必要前提。
对于结构系统与策略能动性之间的辩证关系，首先要考虑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这两个制度分离和自我指涉的自组织系统，如何可以在生态系统结构中接合起来的问题。
这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结构耦合”
涉及整个生态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
一个系统的发展影响着其他系统的演化，但是它既不能对其他系统行使等级式控制，也不能要求其他系统服从于它。
[22]由此，我们不能把资本主义国家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功能亚系统，而是整个系统结构中的功能亚系统。
其二，“策略协调”
发生于整个系统结构的共同演化出现无法控制和无秩序的状态时，沿着这一思路，雅索普将国家权力看作关系性的，认为力量平衡随着协调能力和脆弱性的变化而变化，并且没有任何社会力量、制度秩序或社会系统是自给自足的，它们都容易受到一些内部危机、外部失败或外部攻击的伤害。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策略选择和策略协调的任务无疑历史地归属于作为一个政治系统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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