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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索普的这种理解，一方面与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另一方面更直接受到调节学派与批判实在论（巴斯卡、霍尔姆伍德和斯德瓦特）思想的共同启发。
但不管是对葛兰西主义、自我生成理论还是对调节理论和批判实在论，雅索普都是较多批判性地或否定性地去吸纳和运用它们，以迫使这些理论学术资源更多地服务于策略—关系理论的思考场景。
对于这种新的理论状态，雅索普直接写道：“这标志了一个对它的先驱的背离，因为它包括了与其他方法并立的批判，起源研究直接地关注发展一些新的策略理论论述。
特别是，它探索论据的含义即国家是一个社会关系，国家能够被作为一个场所、发电机与策略生产来分析。”
[23]总之，这标志了一个发展中的重要转变，即从批判其他国家理论的贡献，发展为精心阐述一个原初的策略理论方法。
第三阶段是策略—关系理论的具体应用与发展。
这一时期的思考又可细分为两个前后关联的阶段：一是将前期相对抽象的策略—关系理论再具体化，具体地分析前后相继的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
此时的策略—关系理论表征为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分析，从再生产维度理解资本主义国家。
沿着早期从马克思那里得到的启示，从简单抽象到具体复杂，雅索普分析了在资本自我维持过程中资本主义国家对满足再生产的条件的作用。
由此，我们见证着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守夜人”
国家，转变为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凯恩斯主义民族福利国家，一直到当前的全球化阶段，它正在转向后福特主义积累体制中的熊彼特主义竞争国家。
二是在策略—关系理论框架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未来的透视中提出了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
他曾自我断言：“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一个关键特征已经在我当前的关于文化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探讨，在其中的推论性（scursivity）和能动（agency）要求一个更加中心的角色。”
在他看来，文化政治经济学既是建立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基础上，又是对它的发展。
“我描述了国家在这些经济管理的新主体和新对象中所扮演的特殊角色。
并且指出，这些角色如何与深刻的结构变革和关系到大西洋福特制政治制度的策略性重新定位的相互联系。”
[24]
这样，策略—关系方法与雅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就已经很清楚了。
简言之，策略—关系理论既是资本主义国家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内在体现，也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方法。
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是一种社会关系而言，雅索普认为，策略—关系是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发展的内在导向性因素，资本主义国家的功能围绕着策略—关系而展开，策略—关系辩证法也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基本轮廓和基本方向。
同时，策略—关系理论还是分析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根本方法，“策略—关系方法在社会生活中的基本本体论问题中也许有一个更加一般的实用性”
[25]。
策略—关系理论从早期的接合方法的初级形式，经过不断的发展形成充满解释张力的结构能动辩证法的过程，也是雅索普对资本主义国家分析逐渐深入的过程。
但从哲学逻辑角度看，两者并不处于同一个层次，它们并不都是雅索普的理论目标。
在雅索普看来，在策略—关系理论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互关系中，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上之理想类型的资本主义国家才是他分析的出发点，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分析诊断和预测才是他的理论目标。
而策略—关系理论是在追逐这个目标过程中被发现并被理论化的，并且是在用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过程时不断与之互相建构而成的。
雅索普的研究路径表明，当历史的车轮行进到新千年交替的路口，策略—关系理论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中向我们展示的具体维度已经太复杂太丰富，纯粹抽象的分析已经完全不能透视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
必须对国家的性别选择、全球化对于国家转型的意义、它的时间至上性和改变欧洲国家地位的本质等生活政治中的国家新主题展开更为复杂和具体的分析与接合，这样才有可能对资本主义类型的国家的未来做出更为准确的分析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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