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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问题是没有看到，任何一种已实现的空间乌托邦其实都体现了独裁主义的封闭行为。
这种封闭性不会因为把空间乌托邦从某种孤立形式转变为开放性的过程形式而有所改变，它至多变成了一系列的封闭性空间形式而已，但其中的每一个空间形式仍然体现着权威的控制。
“因此，如果想要实现替代方案，那就不能无穷尽地躲避封闭的问题（以及它所预示的权威）。
这样做就是采纳一种有关永远无法实现的渴望和欲望的牵强的浪漫主义思想。”
[26]
就福柯的异托邦思想，哈维认为，尽管彰显了异质的多重乌托邦图式的批判意义，但它实际上也没有解读已实现的空间形式与权威控制之间的关联性。
如果说列斐伏尔是在历时性上把基于权威控制的封闭空间形式拉长了的话，那么，福柯则是在共时性上把封闭的空间形式分散了。
可问题的关键是，这些空间形式尽管分散了、差异化了，但它们仍然是封闭性的。
不幸地，这个概念不能如此轻易地逃避更加普遍的乌托邦重负（也许这就是福柯为什么会在他的《规训和惩罚》一书中拒绝详细说明这个概念、甚至默默地否认它的原因）。
它假定，与统治性社会秩序的联系或者可以被切断、被削弱，或者就像监狱中的情况一样完全被颠倒。
这个假定就是：权力知识可能被分散并被分解为差异的空间。
它假定，在这类“他性”
的空间中无论发生什么事都是有益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可以接受的”
或“适当的”
。
[27]
与此同时，为了与斯密式的过程乌托邦理想相区别，哈维研究了与具体的空间实现形式相游离的过程乌托邦的可能性。
为此，他研究了罗伯特·昂格尔（R.Unger）的相关思想。
为了避免具体的空间实现形式对过程乌托邦理想的制约性，昂格尔放弃了对具体的空间实现形式（如斯密所说的自由市场制度）的强调。
不仅如此，他还把阐述重点放在了对现有制度及社会行为的批判上。
对昂格尔来说，正是在这种批判过程中才可能产生未来的替代方案，因为他始终相信社会制度与个人之间是一种发生学意义上的互动关系。
“只有改变制度世界我们才能同时改变自己，正如只有渴望改变我们自己才有可能改变制度。”
[28]正因为如此，昂格尔只对辩证乌托邦理想中的下一个步骤感兴趣，对过程乌托邦之理想化的空间实现形式则不感兴趣。
在哈维看来，昂格尔的这种解读思路在任何一种特定的制度安排上都彻底拒斥了封闭性，这是它的深刻之处。
但它也为这种深刻性付出了代价：它使乌托邦概念成了一个没有任何针对性的概念。
“正如马林所评述的，它使乌托邦概念成为物质世界中无任何针对性所指的一个纯粹能指，而且对当代许多理论家而言——昂格尔也在其中——那正是这个概念能够而且应该逗留的地方：作为一个纯粹的希望能指，注定永远不需要一个具体的所指。
但是问题就在于，没有乌托邦的幻想，就没有办法来确定我们可能想要驶向哪个港口。”
[29]
既然哈维认为上述所论及的这些理论家的观点都不尽如人意，那他自己关于辩证的时空乌托邦的观点到底是什么呢？应该说，哈维对这一点是有专门论述的。
他指出：“我所追求的辩证乌托邦理想需要一个长期且持久的历史地理革命视角。
把变革的政治实践作为辩证的和时空的乌托邦理想之显现，这是有益的。
但是除非我们理解社会行动不同区域中的行为和思想是如何发生联系、如何结合，又如何彼此消融从而创造进化的社会行动总体性，否则它不会如此。”
[30]哈维的这段话需要加以认真的分析。
他之所以特别强调持久的历史地理革命视角的重要性，即在历史地理层面上变革的政治实践的重要性，其原因就在于他把希望的空间不是理解为某种特定的空间形式，甚至不是特定的社会过程，而是把它理解为一种不稳定的、可以继续发展的社会关系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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