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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已经打破了劳动时间与非劳动时间的一切界限，渗透到了工人的肉体、智力、交往、情感、观念和欲望之中，侵入到了人的生命的全部。
为了准确表达这种最新的统治机制，哈特、奈格里从福柯那里借用了“生命权力”
这一概念来指称这一现象。
他们与福柯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仅仅把生命理解为一种生物过程，因此，他所理解的生命权力只是资本对肉体的操控，“它尚未达到饱和、浸彻个体的意识与肉体，处理、组织个体的总体生活的境界”
[42]。
而哈特、奈格里则把这种操控延伸到生命的全部，“这种权力的最高职能是层层包裹生命，它的基本任务是指导、管理生命。
因此，在生命权力所指向的生存状态中，生命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已成为权力追逐的猎物”
[43]。
帝国就是通过这种生命权力的生产，来实现自己在全球的统治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断”
中所断言的“自由时间”
，只不过是资本对生命权力建构的必然结果，是一种虚幻的解放。
不过，最后他们并没有完全陷入帝国的生命权力之中，而是从自治和激进民主理论出发，揭示了帝国的覆灭之路，实现了由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的转变。
生命政治学不仅是生命权力的形成学，而且还是生命政治的主体建构学。
[44]当帝国把生命权力生产出来的时候，它也就把一个与它相冲突的对立面，即大众，生产了出来，后者不再是生命权力的俘虏，而是生命政治的真实主体。
因此，如果说在福柯那里，生命权力和生命政治还是两个比较含混的概念，那么，到了他们这里，则演化为两个有着确切内涵的对立范畴。
“我们使用生命权力概念来指代权力的宏观结构和强大效应；我们使用生命政治语境或生命政治来指代这些关系、斗争和生产所能开辟出来的空间。
当思考国家权力的源头或起源以及国家生产的具体技术时……我们谈的是生命权力；当涉及反抗的联合体以及权力在社会布展上冲突的时机和措施时，我们谈的是生命政治或生命政治语境。”
[45]因此，如果说生命权力是帝国的统治逻辑，那么生命政治则是主体的生产逻辑。
在此，一个新的问题也由此凸显了出来，即如何实现从生命权力到生命政治的转变呢？答曰：民主自治！
前期的那条对抗逻辑再次出场了，差别只在于对抗的主体由原来的劳动与资本，演化为今天的大众与帝国。
“当大众最终能够自我统治时，民主就变得可能了。”
[46]到了这时，劳动者之间的合作关系也就摆脱了资本权力的建构，成为“内在于劳动而外在于资本了”
[47]。
于是，帝国的大厦就要坍塌了，真正的民主社会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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