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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这一回答还适用于许多情况，在这些情况下，正是某种结果的产生才被我们视作合乎义务，而手段则是可以选择的：例如，我有义务向某人传递信息，但是用口头传递还是用书面传递，在道德上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在原则上，也会有其他的情况，在那些情况下，我有义务产生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事态中的一个或另一个，却没有义务产生其中的一个而不是另一个；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行为中的每一个都是正当的，却没有哪一个是我的义务。
如果可以表明，没有任何该做的事是道德上善的，那么将更加清楚的就是，“道德上善”
并不意味着“该做的事”
。
我认为现在非常清楚的是，那些唯独在道德上善的行为就是那些产生自善良动机的行动；这一点为我现在正试图加以说服的那些人所拥护，而我也是完全赞同的。
那么，如果我们能表明出自善良动机的行为从来不是道德上合乎义务的，我们就该确立起“道德上善的永远不是正当的”
这一点，更该确立起“‘正当’并不意味着‘道德上善的’”
这一点了。
出自善良动机的行为永远不是道德上合乎义务的，这是（1）从一般都认同的康德的“‘我应当’意味着‘我能’”
[2]的原则来的。
这并不是说，我能即刻便通过选择在我之内产生某种动机（不管是一种日常欲求还是义务感），更不是说，我能即刻便在刺激我去行动时使它发挥作用。
只有当我有了一种动机，我才能从这种动机出发而行动；如果没有，我最多就只能通过合适地引导我的注意力或通过以某种合适的方式行动来培养它，结果在将来某一刻它会存在于我之内，我就能从它出发来行动了。
因而我当下的义务不可能是，此时此刻就从它出发而行动。
（2）类似的一个结论可以通过归谬法（reductioadabsurdum）达到。
那些认为我们的义务就是出自某种动机而行动的人——康德就是伟大的典范——常常主张我们应该由其促发行动的动机就是义务感。
现在，如果义务感要成为我从事某种行为的动机，它必须成为这样一种感觉：从事那种行为是我的义务。
因此，如果我们说“出自义务感地从事A行动是我的义务”
，这就意味着“出自‘从事A行动是我的义务’这种感觉来从事A行动是我的义务”
。
这里，整个表达就与它的一部分相矛盾了。
整个句子说的是“出自—‘从事—A—行动—是—我的—义务’这种—感觉—来—从事—A—行动是我的义务”
。
但该句的后面部分暗示，我所想的是，仅仅从事—A—行为就是我的义务。
而正如这里讨论的理论所要求的，如果我们尝试修正该表达的后面部分，使它与整个表达相一致，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我的义务是，出自如下感觉地从事A行动：我的义务是，出自如下感觉地从事A行动——我的义务是从事A行动”
，这一表达的后面部分又与［罗斯的］理论、与整个句子冲突了。
很清楚，如果要努力使表达的后面部分与［罗斯的］理论相一致，进一步的某个类似的修正，然后又是进一步的某个［修正］，最后是一个无限系列的修正，就是必需的了，而且即便我们那样做，我们也不会成功。
我们再次假设我对你说“出自义务感地从事A行动是你的义务”
；那意味着“出自如下感觉地从事A行动是你的义务：从事A行动是你的义务”
。
那么我就认为，出自某种动机地行动是你的义务，但我提出，你应该在如下假定之下行动：从事某种事情是你的义务，不要考虑动机——比如在我必定会认为错误的假定（因为它与我自己的假定相矛盾）之下。
这里能下的唯一的结论就是，我们的义务就是做某些事情，而不是出自义务感地做它们。
[3]
这两个论据［（1）和（2）］中的后一个无法用来反对那些认为“我们的义务是出自某种其他的动机，而不是出自义务感地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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