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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这样的决定当然不会使法国人更幸福。
如果他是一个正直的人，受到日常教育的培养，他的良心会感到十分内疚。
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十足的头脑简单的功利主义者，情况又会怎样呢？
行动功利主义者认为，如果法国人的行动无人知晓，在这种情况下，他应当多用电和气。
然而，他也应同意，如果他的行动被发现，他应受到谴责和惩罚。
诚如布兰特所说，如果内阁官员知道大多数人会自愿做出牺牲，遵守政府的规定，电和气的供应因此十分充足；如果他不顾自己的规定，多用电和气，那么一旦他的行动被发现后，确实会引起愤怒的抗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假定内阁官员的行为会被发现，功利主义的计算就有所不同。
此外，功利主义者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也有充足的功利主义理由去谴责内阁官员（特别在普遍由非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
我们必须回想一下行动的效用与称赞和责备行动的效用之间的区别。
不过，我们也许同意布兰特提出的与上个问题无关的事例，在这种事例中，行动功利主义极有可能与常识伦理学发生冲突。
始终如一的行动功利主义者乐于这样说，“常识伦理学是多么不尽如人意啊！”
布兰特提出了其他反对理由。
他认为，如果每个人都像法国人那样推论，将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但法国人在他的推论中有一个经验前提，即很少有人会像他那样推论。
布兰特提出反对理由时，显然没有考虑这一点。
实际上，大多数人情愿自己是一个传统的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信徒。
如果法国人生活于一个完全由像他那样的理性的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他又怎样推理呢？如果他事先不知道其他人将采取什么行动，他便会处于不知道如何计划他的行动的境遇中；如果每个人都不知道其他人（包括这位法国人）将采取什么行动，他们也会处于不知道如何计划各自行动的境遇中。
这是一个循环的困境，迫切需要游戏理论的帮助。
存在着3种可能性：（a）他决定服从政府的规定；（b）他决定不服从政府的规定；（c）他决定给自己某种不服从政府规定的可能性，即掷骰子来决定不服从政府的规定，当且仅当连续掷了6点后。
决定选择（c）便是接受游戏理论中被称为“混合策略（mixedstrategy）”
的理论。
根据讲得通的假定，如果由行动功利主义者组成的社会里的每一个人都给自己不服从政府规定的可能性P，便会产生最好的效果。
在实践中，P很难计算。
如果P是非常小的可能性，行动功利主义者在实践中就会决定可选择的（a）。
实际上，如果我们考虑到，计算P的困难大于采取混合策略所带来的可能利益，我们会完全赞成采取可选择的（a）。
让我们看看怎样计算这种可能性P。
即使这一问题几乎没有一点实践价值，但是，为了在理论上理解伦理学，计算P也是有用的。
命m是共同体的成员；命f（n）是由于正好n个人不服从政府规定给国家造成的损害，它是一个不断递增的n的函数。
既然共同体的每个人都给了自己某种不遵守命令的可能性P，我们就容易确定作为P的函数的可能性P1，P2，…Pm，而这些可能性正好是1，2，…m个人不服从政府命令的可能性。
命a是每个人不遵守命令所带来的个人利益。
自然，我虚构的假设便是能给出f（n）和a的各种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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